asyouwish
2007-12-31, 02:34 PM
上海邮商史话(一)上海的邮票商店(刘肇宁)
上海市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第一大城市，它与世界各地直接相连，是接受外国新鲜事物最早和最快的地方。
集邮这项活动原本起源于欧洲，由于上海外国人较多,因此集邮活动首先传入上海。早中1897年上海《申报》上便刊登出一则收购邮票的广告，当然是外国人刊出的。这大概可以算作邮票交易的雏形。
19世纪，在上海出现了中国最早从事邮票生意的人；20世纪初，上海又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集邮组织，不久还搞起了邮票拍卖。上海产生中国最著名的集邮家，号称“邮王”的周今觉；解放前上海先后有过百家以上的邮票公司、邮票社及私人邮商；有数十种大型邮刊先后出版；邮票进口业务在中国居首位。解放前，上海的邮商左右着全国各地的邮票市场，支撑着中国集邮事业的大半个江山。
在中国各大城市及省份中，20世纪前一半时间，上海是居排头兵的地位，有名称的邮票商店在百家以上；无名称，仅以个人身份从事邮票生意及业余邮商，数量无法统计。
上海邮票的吞吐量非常巨大，中国早期各种名贵邮票几乎都被上海的邮商所控制，要买或要卖，都必须与上海邮商打交道。
上海的邮票行业在中国邮商史上是独占鳌头的，绝对无法回避和抹杀他们的贡献。
上海邮商在中国邮商史上占有最重要一页。
中国最早的邮商——李辉堂
中国最早从事邮票生意的人，在邮坛上公推李辉堂。
李辉堂(1869—1943)，广东四会县人。出生于原籍，7岁时随父到上海经商。20岁时，进入上海马理逊洋行，学习建筑图打样，并且开始学习英文。
当时，骑自行车去街上兜风是一件非常时髦之举，李辉堂也买了一辆，每星期六必去骑一圈。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一位外国人杜比的自行车坏了，李辉堂主动帮他修理。修完后，两人闲谈，杜比告诉他自己喜欢收集邮票，请他协助找些从信封上洗下来的旧邮票。在此之前，李辉堂还不知道邮票是何物，更不知道还有人在收集它。过了几天，李辉堂从洋行往来的信件中，剪下来不少邮票，都送给了杜比，杜比回赠他一些饼干糖果和10元钱。由此李辉堂开始与邮票结缘。
19世纪未和20世纪初，李辉堂住在上海云南路会东里，后来搬到江西路桃源坊105号，便从事邮票买卖活动。为了经营邮票生意，他还在当时的报纸上刊登“收买人头”和“龙头”的广告。
20世纪初，李辉堂从业余邮商转为职业邮商，在上海四川北路设店经营邮票。那时，中国人很少收集邮票，顾客几乎都是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在这条街上，还有两家邮票商店，店主都是他的广东同乡——陈绍周与冯兴记——他们两人经营邮票时间都不长。陈氏故去，冯氏返回广东。
如果考证中国邮商的起源，最早的3位职业邮商都是来自广东，在以后的发展中，广东籍的邮商也是举足轻重，如广东花县的钟笑炉。
李辉堂从事建筑打样时，曾带有两个徒弟——冯荣龄和庄梁立。师父业余从事邮票生意，徒弟也效仿。后来，师父弃职业邮，他们二人也成为邮商，分别设店四川路与宁波路口及虹桥口。庄梁立与费拉尔的遗孀相识，从她那里得到一些费拉尔的遗物，卖给了上海著名集邮家德铿(A.DERCKING德国人)和邮商施开甲(R.SCATCHARD英国人)，赚了不少钱。
1898年起，大清国家邮政开始发行伦敦版蟠龙图邮票，上海有位朱世杰的邮局服务者，那时尚未集邮，也无邮识。有一天，朱世杰卖邮票时，发现面值5角邮票全张漏打齿孔，只好用剪子剪开出售。李辉堂此时正在洋行任职，已经具有一此邮识，嘱托上海、北京、天津、福州等地邮局内相识的人员，遇有漏打齿孔或错印等邮票，他都可以高价收购。朱世杰闻之，非常后悔曾费功夫把漏打齿孔的邮票剪开。
李辉堂与朱世杰两人商订，凡遇中缝漏齿邮票，面值在1角以内者，每3对作价1元。朱世杰后来发现了不少这样的邮票，差不多每星期会有两三次，多则百余对，少时也有数十对，李辉堂都是照价收取。
大清伦敦版蟠龙图邮票发行之初，漏齿邮票常有发现，面值半分、1分、2分、及5分最常见，1角者极少，7分和1角6分两种从未发现，2角者也很难得，3角邮票只发现15对，还售出了10对。朱世杰只剩下5对，以7元一对的价格都卖给了李辉堂。
李辉堂把从朱世杰处买来的漏齿邮票，以每对2元的价格都卖给了邮商施开甲。施开甲则以每对5元令或6先令的价格又转售给英国吉本司邮票公司或美国司各脱邮票公司。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施开甲才发现李辉堂这些变体邮票都是来自朱世杰处，遂直接从朱的手中进货。
辛亥革命以前，李辉堂主要是在家中接待外国集邮者，替各国集邮家补配中国邮票，他的待人态度是相当诚恳的，从不得罪任何一位顾客。那时，中国邮票非常便宜，他是以1角钱收进100枚旧邮票，其间最少有1／10是万寿加盖改值邮票，当时是不分长距和短距的，更不分万寿日本版和上海版，复盖邮票则往往是被挑出后扔掉。一天，有位外国集邮家花1角钱从李辉堂那里买了一枚红印花贰分倒盖邮票，还想再找一枚，李辉堂非常不解，直到那位外国人说他还要买倒盖邮票，李才醒悟过来，说是卖错了，如果再买，售价则是1元一枚。那位外国集邮家还是又买了2枚。还有一次有位外国人要卖给李辉堂一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索价100元，李还价92元，未能成交。李辉堂藏有不少万寿2分、3分及5分等全张邮票，每张售价都是1元。
1919年7月初，美国在上海邮局发行“美国总统像第一次加盖改值邮票”，李辉堂从美国邮局买下了其中面值2元的全部复盖邮票，将2枚送给售票员作为酬谢，其余均按面值10倍至50倍售出。
当时，美国在华客邮邮局设在上海外白渡桥，今外滩公园附近。美国客邮局的职员张某与李辉堂是至交，李曾拜托张某代为注意变体邮票，多年未果。1922年12月下旬，美客邮邮局行将结束之时，张向李辉堂出示一全张面值2元的复盖邮票，而且只按面值卖给他，以示友情。
张某在美国客邮邮局即将结束时，奉命将所存邮票全部销毁，面值2元者数量不多，置于最下层。当张某发现这是一张复盖邮票时，设法将其挪于上层，趁美国人不注意时，藏于他处。
这张复盖邮票，系加盖时略有移动所造成，并非全张每枚邮票都见清晰复盖痕迹，在全张右下方复盖最明显，左上方则不清晰。李辉堂将其撕开后，分等级出售。
李辉堂一生多次经手名贵邮票。例如，1922年4月，棉加义邮集第一次拍卖时，其中有一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当时争购这枚邮票的人，只有那么两三位，结果被李辉堂以银200多两(约合150美元)的代价拍获。第二年，他私下卖给上海一位收藏家霍雪侯，售价不详。霍氏在保存30年后，于1955年在香港以750美元的代价转让给美籍夏威夷华人收藏家李罗拔(ROBERTC.H.LEE)。
在“万寿八倒”邮票中，有一种“万寿加小字壹分倒盖”邮票，李辉堂在民国初年曾获旧票2枚，分别卖给德铿和梁芸斋。但是，这种倒盖邮票当时在集邮界被认为是伪品，而且时间还相当久，然而李氏深信绝非品，只是说不出道理来，直到40年代中期，也就是李辉堂逝世以后，才被上海国粹邮票公司主人陈志川考证为真品，其论文发表于《国粹邮刊》上。李辉堂经营邮票方式，相当保守与陈旧。民国以后、他不做广告，只买卖一些高档的中国早期邮票，也不设立门市，仅同当时著名的大集邮家交往，如周今觉、袁寒云等。
袁寒云在《说邮》中，记有“予初自复祥易得省新1元，继以辉堂之介，自布许易得3分作2分倒盖……”“清海关邮政局第一次大龙文券之阔边3分新者，已极罕贵，而阔边5分新券，尤为难得。难者为华邮大珍品之一，有求之累年，而无一购者。昨岁今觉，曾以一枚见赏，虽边际微有裂痕，而胶水完好，色泽鲜洁，已自诩宝矣。顷以辉堂之介，又得一枚，视前尤为精美完善……”“予近以李辉堂之介，得自德意志国人某君所藏邮券一巨册，就中珍品，累累，颇有仅存之奇宝，爰缕述之，以志邮录。”“中华民国临时中立邮券有二分一品，今觉藏一连残函者，曾于邮话中记之。其外惟李子辉堂有之，亦连残函。
从袁寒云几则简略的记载，可以看到当年李辉堂曾卖给(包括介绍)他不少名贵的中国邮票。李辉堂虽然终身专门经营邮票生意，而且经手中国珍罕名品难以胜数，可惜他不注意研究邮票发行的来龙去脉，真伪鉴定，没有个人的邮学著作，更没有自己的邮集。据说此人还相当主观与自信。
由于经营手段落后，因此后来营业不振，无法与同行竞争，晚年生活苦不堪言，既吸食鸦片烟，又双目失明。所剩邮票被其继室以极低之价全部卖掉，对他并予以虐待。上海集邮界曾准备赞助他的生活，因其无独立生活能力，找不到能使李辉堂真正受益的办法，只得中止进行。
李辉堂在外国人主持的“上海邮票会”担任过中国籍董事；在周今觉任会长的“中华邮票会”里担任过拍卖部主任；在“中国邮商公会”里担任过第二届会长。
上海最早的邮票商店
李辉堂、冯荣龄和庄梁立等人虽然在20世纪初，便在上海设店经营邮票生意，但是时间都很短，在未能考证出这些邮票店的名称和确切的地址之前，只能暂时搁置一边。
李辉堂是中国第一位邮商，但是在他一生中，几乎都不设立门市部，实际只是位“个人行为”的邮商。
上海最早的正式邮票商店，一般公认为是“上海五洲邮票社”。店主徐子珊起初是在上海城隍庙市场摆摊出售中外邮票的，后来，大约在1915年前后，才成立“上海五洲邮票社”，最先在上海法租界敏体尼阴路锦余里31号；后来迁到上海大世界首福里32号后门；附图是1935年1月1日杭州出版的《新光》复兴版第3号“上海五洲邮票社”的广告，此时已迁到上海四川路308号鼎祥钱庄内设立总号，分号则在上海霞飞路599号博览书局内。1940年前后歇业。
上海五洲邮票社在经营期间，买卖比较公道，集邮人士都乐于与之交往，流通票品甚多。徐子珊本人不集邮，也不研究集邮业务，更无邮票真伪鉴定能力，虽然经手珍罕邮票，往往他并不识货，售价也不昂。当时上海一些著名集邮家都把上海五洲邮票社视为获得佳邮的好去处
上海邮商史话(二)朱世杰与集古社
朱世杰(1880—1953)祖籍安徽省。太平天国期间举家迁到苏州，朱世杰便出生于姑苏，自称上海人。
朱世杰原名朱耀宗。20世纪初，便在上海邮局任职，那时中国邮政有一天项规定，邮局职员不准集邮，更不能经营邮票生意。朱耀宗当然也要遵守这项规定，只好用他儿子朱世杰的名字从事邮票生意，以致后来朱世杰这个名字在集邮界广为流传，成为一位著名的邮商，朱耀宗也不好再去纠正，索性使用这个名字在集邮圈里活动。
朱世杰少年时在钱庄学过徒，22岁考进邮局,最初的窗口出售邮票。由于他出身于钱庄，对于点银元具有娴熟的技术，卖了两年以后，便派他为驻海关接收邮政包裹的税饷员，专门负责点验银元。
1905年，朱世杰被调回邮局的邮票处任职，主要任务是每天下午出去收帐。那时，邮局为了与民信局竞争，对汇款人非常优待，只要写封信或送上一张纸条，通知邮局汇款数目和接收人的姓名和地址，款到月底再付也可。朱世杰每天便去收这些汇款条子和索取汇款。这种汇款方法虽然方便了汇款人，可是拖欠者也越来越多，邮局的呆帐增多，损失很大，朱世杰建议取消这种优待办法，后来得以采纳。
1910年，朱世杰被任命为上海城内分局局长，这时他的集邮兴趣已经非常浓厚，并且也具有相当丰富的邮识，他暗地里收集了大量邮票。每天经他手出售的伦敦版蟠龙图邮票，凡是刷色销有不同者，他都自己买下来。后来，他的一部专门研究伦敦版蟠龙图邮票刷色的邮集，便使不少高等集邮家羡慕不已。
1912年，朱世杰调任上海天主堂街分局局长。又过了两年，调到邮局挂号处。1920年，调邮局邮票处，专门管向各分局拨发邮票，他是整天在邮票堆里过日子，这样好的机会，恰恰让朱世杰赶上。
1925年，朱世杰又被调到无法投递处工作。
1931年，朱世杰告老退休，离开了邮政局。
20年代初，朱世杰便在上海法租界吕班路蒲拍坊42号开设了一家邮票店，名为“集古社”。备有大量华邮出售，并收购中国名贵邮票。附图是1939年10月上海出版的《新光邮票杂志》第七卷第7期上的广告。
1926年，朱世杰编印出版《中国集邮图谱》。这是解放前被广泛采用的一种中国早期邮票定位册，该册包括：“中国官邮局邮票、上海工部书信馆邮票及中国各商埠邮票，共83套，变体，920枚，并明信片30种。”附图是1926年9月1日上海出版的《邮乘》第二卷第3期上为《中国集邮图谱》作的广告。
朱世杰做为邮商，是以稳健著称，很少与邮市发生联系，只是慢慢地出售他手中多年存留下来的邮票。凡是朱世杰出售的邮票，在其背面均盖有“C.CHU”字样小戳，以示永久保真。朱世杰的邮票存货非常丰富，在30年代中期，他曾与中华邮政当局进行过一次空前绝后的“官民交换”。1936年，有位外国贵宾要求参观中国邮票，当时交通部所属邮政总局只得临时准备，可是发现所缺邮票甚多。邮政总局计划配成10部全套中国邮票存档。
为了解决缺票问题，邮政总局决定向全国邮商征求，采用招标方式。邮政总局的标单是按上海邮商巴巴多泊罗出版的《斯蒂芬邮票目录》上的标价，普遍偏低。邮政总局征求品按当时邮市价格，至少在3万元以上。
上海集古社的朱世杰备货最为齐全，然而标价比其他邮商都高。他可以为邮政总局补配1897年日本版石印蟠龙图邮票面值2元者10枚和5元者6枚；北海票(即小龙图邮票加盖大字改作洋银邮票)3全新10套；商埠邮票大全套3部。上述邮票虽然不包括价格昂贵的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加盖改值邮票，可是邮政总局仍然无力支付这笔款项。朱世杰考虑到邮政总局的为难之处，主动提出不必付现金，采用邮票交换的方式，这对邮政总局是非常优惠的，而且也没有难办之处。朱世杰提出，要求邮政总局用库存的以下邮票交换，即：加盖“限滇省贴用”单圈和双圈孙中山像邮票各100套；加盖“限滇省贴用”北京版烈士像邮票100套。以上两项均按邮票面值计算。他又自愿按法国香槟邮票年鉴的标价，向邮政总局购买1912年发行的加盖楷体“中华民国”欠资邮票100套。
这是中国集邮史和中国邮商史上，唯一的一次“官民”邮票交换。
邮商朱世杰在这场交换中，是站在邮政总局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体谅邮政总局的实际困难，才使建立10部中国国家邮集之事顺利办成。同时，也为后来集邮界保留下来一些可以流通的邮票，例如加盖“限滇省贴用”邮票，在发行时由于面值太高，很少有人去买全套邮票，买复品者就几乎没有。正是因为朱世杰这次交换，使后来的集邮者才有更多的机会得到这些邮票。
朱世杰是位邮商，也是位集邮家。他有自己的邮集：全部中国商埠邮票及其变体，新旧各一；中国纪念邮票全部；大龙至万寿加盖四方连；上海工部局封票笺片全部；清至民国加盖“国币”伍拾元明信片全部；1921—1932年全部中国首航实寄封等。
朱世杰对中国早期邮票是有相当的的研究，也具有很高的真伪鉴别能力。他的邮识非常丰富，先后编写出版过《中国邮票目录》和《中国集邮图谱》，并时常在各邮刊上发表自己的集邮著作。
朱世杰有3个儿子，都跟着他做邮票生意，真可称为“邮商世家”。
朱世杰曾任中华邮票会的董事，中国邮商公会审定部主任等。
上海邮商史话(三)陈复祥和他的邮票社
陈复祥(1902—1970)苏州人。
自幼生长在上海，小时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办的华童公学读书时便开始集邮。当时，该校毕业生可以被保送到英属各殖民地机构中去任职，并有高升机会。但是年轻的陈复祥却立志献身集邮事业。
陈复祥的父亲陈兰庭经营南京至上海铁路线上的餐车,在苏州阊门外开设铁路饭店。上海文监师路住宅门眉上有“陈兰记”三字。陈复祥的住宅系建于民国初年，为一正二厢，二层小楼，虽不富丽堂皇，但是相当宽敞。他曾在此经营过“陈复祥邮社”、“中华邮票社”及“中华邮票公司”，也曾使用过“邮商陈复祥”牌号。
1941年6月10日上海出版的《新光邮票杂志副刊》上广告为“邮商陈复祥”字样。
同年同月上海邮版的《新光邮票杂志》第九卷第3、4期合刊上改称“陈复祥邮社”。
同年11月，在新光邮票会主办的《邮票展览会出品目录》上，又改称“中华邮票公司”。
1946年5月31上海出版的《邮话》第44期上，陈复祥刊登的广告又称“中华邮票社”。
陈复祥集邮开始得很早，在中国“邮王”周今觉集邮之前。他是中国人最早自己办的“上海神州邮票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陈复祥对中国邮票有相当深的研究，鉴定能力在国际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对(1923年新疆发行的木戳加盖“航空”二字邮票的真伪鉴定。
1932年11月至1933年6月间，新疆邮政当局曾将已加盖“限新省贴用”字样的北京老版和新版中面值5分和1角的帆船邮票及1角5分和3角的农获图邮票，用木刻戳加盖“航空”二字使用。上海最先见到这种加盖邮票是谢大任教授，谢与一位在新疆任职的美国人通信获此邮票，后来又委托他代购全套邮票。不久，谢大任把此事告诉了陈复祥，陈立即与这位美国人联系，购买了不少新疆木戳加盖“航空”邮票。谢大任还寄了一套给美国司各脱邮票公司，为此这套邮票收入了司各脱邮票年鉴。
这套木戳加盖邮票，发售数量不多，发行地点又偏僻，出现多种仿制品，使集邮家难以辨认真伪。陈复祥凭他深厚的邮识功底，再加上他对这种木戳加盖的研究，在真伪鉴定时，总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他的鉴定在当时的国际邮市上，形成了固定的价格：此种木戳加盖邮票如请陈复祥鉴定，加盖签章，须付200元。这是新疆加盖“航空”邮票，不但大大地提高了陈复祥在国际邮坛上的知名度，也为他赚了一大笔钱。
1935年，陈复祥卖给美国专门从事航空邮票生意的邮商萨纳尔亚一批新疆木戳加盖“航空”邮票，共有新票20余套，另有2枚小套邮票若干，每套按200美元计，总成交额达4800美元以上。按当时邮市价格计算相当于8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的价值。这笔交易是陈复祥邮商生涯的顶峰。
30年代中期，上海有个“公兴拍卖行”，每逢周末便举办一次邮票拍卖，拍品中有新疆木戳加盖“航空”邮票，面值5分和1角两种。上海有位专门收集片笺的集邮家谢鄂常，他从北京大学万灿文处得到面值5分和1角两种邮票各100枚，在自己出售一部分，便以7角5分一组的代价，全部卖给了陈复祥，陈又以3元一组的价格出售。在公兴拍卖会上则高达5元一组。面值1角5分和3角两种邮票，上海则较为少见。陈复祥为此专门印刷征求信件，寄送给各位集邮家，多方搜寻。可是只找到20余枚。
那时，陈复祥出售新疆木戳加盖“航空”邮票4全新，售价200元，四方连为800元。当时1美元全国币3元。由此推算，陈复祥卖给美国邮票商那批新疆木戳加盖“航空”邮票，获利是相当丰厚的。
陈复祥也曾经手过红印花“小壹圆”邮票。1897年初，棉加义在上海邮局直接购出2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1922年，棉加义邮集分两次在上海拍卖。第一次有1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被李辉堂拍获；同年年底，第二次拍卖棉加义邮集是时，是由上海鲁意斯摩洋行主拍，又有1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票背微薄脱胶，被陈复祥以银220两拍获，约合132美元。次年，陈复祥以350元的代价卖给了周今觉，从此这枚邮票进入周今觉的副集。1943年，集邮家王纪泽以130两黄金买下了周今觉这部副集，主要目的是就是为了这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1965年，王纪泽将个人收藏的红印花邮票全部捐献给邮电部。这枚红印“小壹圆”邮票现藏于北京为“中国邮票博物馆”。
红印花“小壹圆”邮票的旧票，知其下落者，多年来只有一枚。20世纪初，由雷奔(汉文名“芮朋”)保存，曾在经时布鲁塞尔邮展上展出过，并荣获奖牌。后来，雷奔将这枚红印花“小壹圆”旧票与其他若干枚邮票装于一个框内，长期悬挂室内。1927年，因袁寒云极力催促，陈复祥把雷奔这一框邮票全部买下来，据说是1500元左右，这枚红印“小壹圆”旧票以1000元的价格卖给了袁寒云，其余邮票因长期置于室内，品相不佳，只卖了300余元。陈复祥做了一桩赔本的生意。
陈复祥是邮商，同时也是集邮家和邮学家。他是一位有国家和民族观念的邮商，多次从国外收购或交换回那些早年被外国人携带出去的大批中国名贵邮票，转售给国内集邮家。
陈复祥是高水平的邮商，在邮商中有一定声望，也受到同业的敬重。抗日战争爆发前两年，国内邮商曾组织“中国邮商公会”，陈复祥被推选为主席。
陈复祥有自己的邮集，如大龙、小龙、万寿、红印花、商埠票等专集，他还特别注意收集邮戳和实寄封，他的《海关邮戳集》和《商埠邮戳集》都是非常罕见的邮史资料。《海关邮戳集》中的一部分曾在1957年莫斯科邮展会上获银质奖。
陈复祥编著的集邮书刊很多，第一本中文邮票目录和上海最早的中文邮刊——《中国邮票汇编》和《邮票月刊》——他都参加编写。后来，他又替外籍邮商罗门编辑了著名的《罗门目录》(1941年出版)。解放后，他又不断为《集邮》月刊撰稿。
十年浩劫期间，陈复祥的藏品遭到彻底毁坏，如尚存的红印花“小肆分”四方连，“小二分”大方连、“大壹圆”四方连等名贵邮票，被扔到地上，任人脚踩，陈氏痛苦万分。
1970年12月8日，陈复祥因气喘病复发，不治逝世，享年69岁。遗有二子二女，其中一位儿子陈世明也业邮。
上海邮商史话(四)张包子俊与奥伦多邮票公司
张包了俊(1902.2.7—1994.6.13)，祖籍安徽省，其曾祖经商到浙江杭县，落户于此。
张包子俊的祖先本来姓“包”，后来他的“先世”过继给姓张的，遂改为姓张。1927年，北京出版的《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的会员名单上，第53号还印着“张子俊”。就是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在旧书信中，无意间发现一件他祖母的遗嘱，说明他们家世演变的过程，说包氏也无后，命后人应以“张包”为复姓，张子俊便改为“张包子俊”，他的后代，也沿用这一奇怪的复姓,其子叫“张包钜”。
张包子俊毕业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早年曾在浙江省政府、青岛市政府，浙江外海水上公安局某处任过职。
张包子俊是我国著名的集邮家，邮学家和集邮活动家，是早期三大邮会之一——新光邮票研究会——的创始人。在集邮从四十年代起，便被誉为“中国集邮元老”。
自9岁起开始集邮，1917年又收集航空专题信封，在中国张包子俊大概是第一位专题集邮的收藏家。大约1923年左右，杭州潘光震和几位同学在自己家里组织“新光俱乐部”(简称“新光社”。张包子俊、潘光震、郑汝纯都是杭州青年会集邮组的成员，李弗如是杭州青年会的干事。不久，张包子俊、郑汝纯、李弗如也参加了新光社，并专门从事集邮活动。1925年组建“新光邮票研究会”，会址就在他家：杭州严衙弄二号。出版会刊《邮票先声》，自任主编。
早在三十年代，张包子俊在青岛市政府任职时，便曾租用青岛邮政信箱第55号，进行通信买卖邮票，按他自己所说“其实也不过是大一点的交换而已，买卖的门槛还不够精”。(见1948年7月31日上海出版的《近代邮刊》第三卷第7期上，张包子俊写的“邮老师”一文)。那时，他只是个业余邮商。真正下海干邮商则是在上海。
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被日军占领，张包子俊不愿为敌寇服务，未到上海。在1944年11月上海出版的《邮话》第35期上，他写有“上海邮市动态”一文，其中写道：“余于事变后来沪，见猎心喜，试为贩邮之业，合作者有张承惠、柳至川、钟韵玉诸君，阵容堪为一时之钜……不料12月8日东亚事变，余等首蒙打击，……不料十二月八日东亚事变，张柳二君相率以世去，韵玉今亦自立门户……”
1937年，张包子俊开办了“奥伦多邮票公司”，最初在上海沧州路206号，后迁到上海爱文义路福田邨71号。该公司主营中国邮票，由他和妹夫钟韵玉主管，外国邮票由柳至川负责，其妹张包平之协助。
1942年6月，柳至川脱离奥伦多邮票公司，另立“东方邮票公司”。奥伦多邮票公司，由张包子俊与钟韵玉2人一直经营到1945年抗战胜利。
1945年冬，奥伦多邮票公司从上海迁到杭州，地址：杭州仁和路41号，由张包子俊一人经营。钟韵玉则曾在上海经营“上海邮人服务社”。
1946年底，张包子俊正式结束了奥伦多邮票公司。在杭州经营“清泰第二旅馆”。
张包子俊在经营奥伦多邮票公司期间，曾于1942年1月创刊《邮话》，到1946年5月停刊时，共出刊33期。
1940年底，张包子俊，钟韵玉及徐秉鸿还曾开办过“上海邮人服务社”，门市部便在奥伦多邮票公司，函购部在上海斯德朗路四维村1号A。社址：上海慕尔鸣路220弄3号
上海邮商史话(五)钟韵玉与邮人服务社(刘肇宁)
钟韵玉(1907—1996)，浙江杭州人。1920年前后开始集邮。1925年底，成立“新光邮票研究会”时，他也是发起人之一。同时任该会图书部主任。
钟韵玉是著名集邮家张包子俊的妹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钟韵玉到了上海。1940年冬，由张包子俊、钟韵玉及徐秉鸿三人合作创办“上海邮人服务社”。在上海永安公司文具部设门市部，同时在奥伦多邮票公司和德孚邮票社设集邮品经销处,还在上海台斯德朗四维村一号A设函购部。
上海邮人服务部专门经销上海协进文艺社生产的邮集、邮册、护邮袋、防水透明纸、胶水纸、邮票钳、量齿尺等，此外尚有集邮书报，杂志及邮票。当时上海邮人服务社的集邮用品行销国内外、颇负时誉。
约1942年，张包子俊与钟韵玉因经营“奥伦多邮票公司”，难以同时顾及上海邮人服务社，故改为由徐秉鸿一人经营。
徐秉鸿(1910—1943)字茂君，江苏镇江人。在上海永安公司文具部任职，由于该部出售中外混合袋票，为此与邮票结缘。他自己独自经营上海邮人服务社仅一年有余，便病逝。
1944年5月1日起，又为钟韵玉掌管上海邮人服务社。次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钟韵玉返回杭州报业任职，担任浙江新闻社社长兼编辑部主任。最初，他在《浙江新闻》上，以“新光邮票会杭州分会”的名义开辟“集邮园地”。后来于1948年12月3日创刊《中国邮报》，同时开办“邮人服务社”，借用此报进行通信拍卖，每半个月一次。
1949年4月底，浙江新闻报社停办。《中国邮报》也中断。经邮人服务社与《中国邮报》编辑部磋商，于同年7月5日复刊，取消浙江新闻副刊名义，改由中国邮报社发行。
1949年8月15日《中国邮报》发行了最后一期，即第20期，邮人服务社及中国邮报社发表“联合启事”，宣布停止经营和出版。
在此期间，钟韵玉还编辑出版《中国集邮人名录》。
十年浩劫期间，钟韵玉大部分藏品都被抄走，全部损失。
“文革”以后，钟韵玉又担任《浙江集邮》的编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又编辑《新光邮票会健在会员录》一书，在1995年出版。
上海邮商史话(六)陈志川与国粹邮票公司
陈志川(1917—1977)，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杭州。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曾供职于两浙银行，后又自行开办和丰米厂。自幼爱好绘画和集邮。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被日寇侵占。1938年春，陈志川避难到上海,又萌生集邮兴趣，在市面上购买不少自己喜爱的早期华邮，同时也结识了一大批邮友。
陈志川并不满足于单纯的集邮与购邮，于1940年6月，在上海霞飞路塔华公寓内开办了“国粹邮票公司”，正式下海经营邮票。在买卖邮票的同时，也不曾忘却自己的收藏。陈志川重点收藏的是海关大龙邮票和红印花加盖邮票及相应的实寄封。有一段时间，陈志川号称“大龙邮票专家”，后来他又喜欢收集有关邮政与邮票的史料，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集邮文献收藏家。
1942年3月，陈志川独自创办《国粹邮刊》，至1946年7月，共发行42期。该刊正如“发刊词”中所说“纯以研究邮学为立场，不作营业上之宣传”。这份邮刊撰稿人，除主编陈志川外，还有不少是当时邮坛上第一流的著名邮人，如周今觉、张赓伯、王纪泽、陈复祥、严西峤、钟笑炉、吴乐园、邵洵美等人。发表的内容，有对邮票、邮史的探讨研究，有述邮坛的掌故见闻，或是记叙报道性的，或是集邮常识性的，大多具有一定的知识性、可读性。如张赓伯撰写的“邮海沧桑录”，其内容广泛涉及我国邮政初创、集邮风气初开始的不少掌故见闻及邮史、邮票、邮人、邮商、邮展、邮会、邮刊等多方面的珍贵史料。又如一芹的《海上邮人小志》，连载33期，介绍了当时上海30多位邮人，为后来保存了若干活的史料。
在抗战期间，陈志川以个人财力识力，出版这份不靠广告费滋养的邮刊，每期成本费都超出售价数倍，实属不易。
国粹邮票公司于1945年2月停止营业，陈志川结束了他历时5年的邮商生涯。从3月1日起，《国粹邮刊》以“国粹邮票研究出版社”的名义继续出版。
陈志川两度出任新光会刊编务，1944年5月至1945年7月任该刊第11卷的主编；1948年5月至8月又任第15卷的主编。
1948年5月，中华邮政总局与新光邮票会在上海联合举办邮票展览会，陈志川是那次邮展的中坚分子。
1949年春，陈志川离沪去香港，1950年4月又出版1期刊物式的《国粹邮刊》第43期。
后来，陈志川迁居台湾，又编撰了《海关大龙外洋实寄封邮资之考证》、《中国早期邮政的史料考实》、《陈志川邮学论著》等作品。
1977年3月11日，陈志川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享年62岁。
在陈志川一生中，从事邮商的时间比较短促。与其说他是邮商，还不如说他是一位颇有贡献的邮学家。
上海市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第一大城市，它与世界各地直接相连，是接受外国新鲜事物最早和最快的地方。
集邮这项活动原本起源于欧洲，由于上海外国人较多,因此集邮活动首先传入上海。早中1897年上海《申报》上便刊登出一则收购邮票的广告，当然是外国人刊出的。这大概可以算作邮票交易的雏形。
19世纪，在上海出现了中国最早从事邮票生意的人；20世纪初，上海又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集邮组织，不久还搞起了邮票拍卖。上海产生中国最著名的集邮家，号称“邮王”的周今觉；解放前上海先后有过百家以上的邮票公司、邮票社及私人邮商；有数十种大型邮刊先后出版；邮票进口业务在中国居首位。解放前，上海的邮商左右着全国各地的邮票市场，支撑着中国集邮事业的大半个江山。
在中国各大城市及省份中，20世纪前一半时间，上海是居排头兵的地位，有名称的邮票商店在百家以上；无名称，仅以个人身份从事邮票生意及业余邮商，数量无法统计。
上海邮票的吞吐量非常巨大，中国早期各种名贵邮票几乎都被上海的邮商所控制，要买或要卖，都必须与上海邮商打交道。
上海的邮票行业在中国邮商史上是独占鳌头的，绝对无法回避和抹杀他们的贡献。
上海邮商在中国邮商史上占有最重要一页。
中国最早的邮商——李辉堂
中国最早从事邮票生意的人，在邮坛上公推李辉堂。
李辉堂(1869—1943)，广东四会县人。出生于原籍，7岁时随父到上海经商。20岁时，进入上海马理逊洋行，学习建筑图打样，并且开始学习英文。
当时，骑自行车去街上兜风是一件非常时髦之举，李辉堂也买了一辆，每星期六必去骑一圈。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一位外国人杜比的自行车坏了，李辉堂主动帮他修理。修完后，两人闲谈，杜比告诉他自己喜欢收集邮票，请他协助找些从信封上洗下来的旧邮票。在此之前，李辉堂还不知道邮票是何物，更不知道还有人在收集它。过了几天，李辉堂从洋行往来的信件中，剪下来不少邮票，都送给了杜比，杜比回赠他一些饼干糖果和10元钱。由此李辉堂开始与邮票结缘。
19世纪未和20世纪初，李辉堂住在上海云南路会东里，后来搬到江西路桃源坊105号，便从事邮票买卖活动。为了经营邮票生意，他还在当时的报纸上刊登“收买人头”和“龙头”的广告。
20世纪初，李辉堂从业余邮商转为职业邮商，在上海四川北路设店经营邮票。那时，中国人很少收集邮票，顾客几乎都是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在这条街上，还有两家邮票商店，店主都是他的广东同乡——陈绍周与冯兴记——他们两人经营邮票时间都不长。陈氏故去，冯氏返回广东。
如果考证中国邮商的起源，最早的3位职业邮商都是来自广东，在以后的发展中，广东籍的邮商也是举足轻重，如广东花县的钟笑炉。
李辉堂从事建筑打样时，曾带有两个徒弟——冯荣龄和庄梁立。师父业余从事邮票生意，徒弟也效仿。后来，师父弃职业邮，他们二人也成为邮商，分别设店四川路与宁波路口及虹桥口。庄梁立与费拉尔的遗孀相识，从她那里得到一些费拉尔的遗物，卖给了上海著名集邮家德铿(A.DERCKING德国人)和邮商施开甲(R.SCATCHARD英国人)，赚了不少钱。
1898年起，大清国家邮政开始发行伦敦版蟠龙图邮票，上海有位朱世杰的邮局服务者，那时尚未集邮，也无邮识。有一天，朱世杰卖邮票时，发现面值5角邮票全张漏打齿孔，只好用剪子剪开出售。李辉堂此时正在洋行任职，已经具有一此邮识，嘱托上海、北京、天津、福州等地邮局内相识的人员，遇有漏打齿孔或错印等邮票，他都可以高价收购。朱世杰闻之，非常后悔曾费功夫把漏打齿孔的邮票剪开。
李辉堂与朱世杰两人商订，凡遇中缝漏齿邮票，面值在1角以内者，每3对作价1元。朱世杰后来发现了不少这样的邮票，差不多每星期会有两三次，多则百余对，少时也有数十对，李辉堂都是照价收取。
大清伦敦版蟠龙图邮票发行之初，漏齿邮票常有发现，面值半分、1分、2分、及5分最常见，1角者极少，7分和1角6分两种从未发现，2角者也很难得，3角邮票只发现15对，还售出了10对。朱世杰只剩下5对，以7元一对的价格都卖给了李辉堂。
李辉堂把从朱世杰处买来的漏齿邮票，以每对2元的价格都卖给了邮商施开甲。施开甲则以每对5元令或6先令的价格又转售给英国吉本司邮票公司或美国司各脱邮票公司。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施开甲才发现李辉堂这些变体邮票都是来自朱世杰处，遂直接从朱的手中进货。
辛亥革命以前，李辉堂主要是在家中接待外国集邮者，替各国集邮家补配中国邮票，他的待人态度是相当诚恳的，从不得罪任何一位顾客。那时，中国邮票非常便宜，他是以1角钱收进100枚旧邮票，其间最少有1／10是万寿加盖改值邮票，当时是不分长距和短距的，更不分万寿日本版和上海版，复盖邮票则往往是被挑出后扔掉。一天，有位外国集邮家花1角钱从李辉堂那里买了一枚红印花贰分倒盖邮票，还想再找一枚，李辉堂非常不解，直到那位外国人说他还要买倒盖邮票，李才醒悟过来，说是卖错了，如果再买，售价则是1元一枚。那位外国集邮家还是又买了2枚。还有一次有位外国人要卖给李辉堂一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索价100元，李还价92元，未能成交。李辉堂藏有不少万寿2分、3分及5分等全张邮票，每张售价都是1元。
1919年7月初，美国在上海邮局发行“美国总统像第一次加盖改值邮票”，李辉堂从美国邮局买下了其中面值2元的全部复盖邮票，将2枚送给售票员作为酬谢，其余均按面值10倍至50倍售出。
当时，美国在华客邮邮局设在上海外白渡桥，今外滩公园附近。美国客邮局的职员张某与李辉堂是至交，李曾拜托张某代为注意变体邮票，多年未果。1922年12月下旬，美客邮邮局行将结束之时，张向李辉堂出示一全张面值2元的复盖邮票，而且只按面值卖给他，以示友情。
张某在美国客邮邮局即将结束时，奉命将所存邮票全部销毁，面值2元者数量不多，置于最下层。当张某发现这是一张复盖邮票时，设法将其挪于上层，趁美国人不注意时，藏于他处。
这张复盖邮票，系加盖时略有移动所造成，并非全张每枚邮票都见清晰复盖痕迹，在全张右下方复盖最明显，左上方则不清晰。李辉堂将其撕开后，分等级出售。
李辉堂一生多次经手名贵邮票。例如，1922年4月，棉加义邮集第一次拍卖时，其中有一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当时争购这枚邮票的人，只有那么两三位，结果被李辉堂以银200多两(约合150美元)的代价拍获。第二年，他私下卖给上海一位收藏家霍雪侯，售价不详。霍氏在保存30年后，于1955年在香港以750美元的代价转让给美籍夏威夷华人收藏家李罗拔(ROBERTC.H.LEE)。
在“万寿八倒”邮票中，有一种“万寿加小字壹分倒盖”邮票，李辉堂在民国初年曾获旧票2枚，分别卖给德铿和梁芸斋。但是，这种倒盖邮票当时在集邮界被认为是伪品，而且时间还相当久，然而李氏深信绝非品，只是说不出道理来，直到40年代中期，也就是李辉堂逝世以后，才被上海国粹邮票公司主人陈志川考证为真品，其论文发表于《国粹邮刊》上。李辉堂经营邮票方式，相当保守与陈旧。民国以后、他不做广告，只买卖一些高档的中国早期邮票，也不设立门市，仅同当时著名的大集邮家交往，如周今觉、袁寒云等。
袁寒云在《说邮》中，记有“予初自复祥易得省新1元，继以辉堂之介，自布许易得3分作2分倒盖……”“清海关邮政局第一次大龙文券之阔边3分新者，已极罕贵，而阔边5分新券，尤为难得。难者为华邮大珍品之一，有求之累年，而无一购者。昨岁今觉，曾以一枚见赏，虽边际微有裂痕，而胶水完好，色泽鲜洁，已自诩宝矣。顷以辉堂之介，又得一枚，视前尤为精美完善……”“予近以李辉堂之介，得自德意志国人某君所藏邮券一巨册，就中珍品，累累，颇有仅存之奇宝，爰缕述之，以志邮录。”“中华民国临时中立邮券有二分一品，今觉藏一连残函者，曾于邮话中记之。其外惟李子辉堂有之，亦连残函。
从袁寒云几则简略的记载，可以看到当年李辉堂曾卖给(包括介绍)他不少名贵的中国邮票。李辉堂虽然终身专门经营邮票生意，而且经手中国珍罕名品难以胜数，可惜他不注意研究邮票发行的来龙去脉，真伪鉴定，没有个人的邮学著作，更没有自己的邮集。据说此人还相当主观与自信。
由于经营手段落后，因此后来营业不振，无法与同行竞争，晚年生活苦不堪言，既吸食鸦片烟，又双目失明。所剩邮票被其继室以极低之价全部卖掉，对他并予以虐待。上海集邮界曾准备赞助他的生活，因其无独立生活能力，找不到能使李辉堂真正受益的办法，只得中止进行。
李辉堂在外国人主持的“上海邮票会”担任过中国籍董事；在周今觉任会长的“中华邮票会”里担任过拍卖部主任；在“中国邮商公会”里担任过第二届会长。
上海最早的邮票商店
李辉堂、冯荣龄和庄梁立等人虽然在20世纪初，便在上海设店经营邮票生意，但是时间都很短，在未能考证出这些邮票店的名称和确切的地址之前，只能暂时搁置一边。
李辉堂是中国第一位邮商，但是在他一生中，几乎都不设立门市部，实际只是位“个人行为”的邮商。
上海最早的正式邮票商店，一般公认为是“上海五洲邮票社”。店主徐子珊起初是在上海城隍庙市场摆摊出售中外邮票的，后来，大约在1915年前后，才成立“上海五洲邮票社”，最先在上海法租界敏体尼阴路锦余里31号；后来迁到上海大世界首福里32号后门；附图是1935年1月1日杭州出版的《新光》复兴版第3号“上海五洲邮票社”的广告，此时已迁到上海四川路308号鼎祥钱庄内设立总号，分号则在上海霞飞路599号博览书局内。1940年前后歇业。
上海五洲邮票社在经营期间，买卖比较公道，集邮人士都乐于与之交往，流通票品甚多。徐子珊本人不集邮，也不研究集邮业务，更无邮票真伪鉴定能力，虽然经手珍罕邮票，往往他并不识货，售价也不昂。当时上海一些著名集邮家都把上海五洲邮票社视为获得佳邮的好去处
上海邮商史话(二)朱世杰与集古社
朱世杰(1880—1953)祖籍安徽省。太平天国期间举家迁到苏州，朱世杰便出生于姑苏，自称上海人。
朱世杰原名朱耀宗。20世纪初，便在上海邮局任职，那时中国邮政有一天项规定，邮局职员不准集邮，更不能经营邮票生意。朱耀宗当然也要遵守这项规定，只好用他儿子朱世杰的名字从事邮票生意，以致后来朱世杰这个名字在集邮界广为流传，成为一位著名的邮商，朱耀宗也不好再去纠正，索性使用这个名字在集邮圈里活动。
朱世杰少年时在钱庄学过徒，22岁考进邮局,最初的窗口出售邮票。由于他出身于钱庄，对于点银元具有娴熟的技术，卖了两年以后，便派他为驻海关接收邮政包裹的税饷员，专门负责点验银元。
1905年，朱世杰被调回邮局的邮票处任职，主要任务是每天下午出去收帐。那时，邮局为了与民信局竞争，对汇款人非常优待，只要写封信或送上一张纸条，通知邮局汇款数目和接收人的姓名和地址，款到月底再付也可。朱世杰每天便去收这些汇款条子和索取汇款。这种汇款方法虽然方便了汇款人，可是拖欠者也越来越多，邮局的呆帐增多，损失很大，朱世杰建议取消这种优待办法，后来得以采纳。
1910年，朱世杰被任命为上海城内分局局长，这时他的集邮兴趣已经非常浓厚，并且也具有相当丰富的邮识，他暗地里收集了大量邮票。每天经他手出售的伦敦版蟠龙图邮票，凡是刷色销有不同者，他都自己买下来。后来，他的一部专门研究伦敦版蟠龙图邮票刷色的邮集，便使不少高等集邮家羡慕不已。
1912年，朱世杰调任上海天主堂街分局局长。又过了两年，调到邮局挂号处。1920年，调邮局邮票处，专门管向各分局拨发邮票，他是整天在邮票堆里过日子，这样好的机会，恰恰让朱世杰赶上。
1925年，朱世杰又被调到无法投递处工作。
1931年，朱世杰告老退休，离开了邮政局。
20年代初，朱世杰便在上海法租界吕班路蒲拍坊42号开设了一家邮票店，名为“集古社”。备有大量华邮出售，并收购中国名贵邮票。附图是1939年10月上海出版的《新光邮票杂志》第七卷第7期上的广告。
1926年，朱世杰编印出版《中国集邮图谱》。这是解放前被广泛采用的一种中国早期邮票定位册，该册包括：“中国官邮局邮票、上海工部书信馆邮票及中国各商埠邮票，共83套，变体，920枚，并明信片30种。”附图是1926年9月1日上海出版的《邮乘》第二卷第3期上为《中国集邮图谱》作的广告。
朱世杰做为邮商，是以稳健著称，很少与邮市发生联系，只是慢慢地出售他手中多年存留下来的邮票。凡是朱世杰出售的邮票，在其背面均盖有“C.CHU”字样小戳，以示永久保真。朱世杰的邮票存货非常丰富，在30年代中期，他曾与中华邮政当局进行过一次空前绝后的“官民交换”。1936年，有位外国贵宾要求参观中国邮票，当时交通部所属邮政总局只得临时准备，可是发现所缺邮票甚多。邮政总局计划配成10部全套中国邮票存档。
为了解决缺票问题，邮政总局决定向全国邮商征求，采用招标方式。邮政总局的标单是按上海邮商巴巴多泊罗出版的《斯蒂芬邮票目录》上的标价，普遍偏低。邮政总局征求品按当时邮市价格，至少在3万元以上。
上海集古社的朱世杰备货最为齐全，然而标价比其他邮商都高。他可以为邮政总局补配1897年日本版石印蟠龙图邮票面值2元者10枚和5元者6枚；北海票(即小龙图邮票加盖大字改作洋银邮票)3全新10套；商埠邮票大全套3部。上述邮票虽然不包括价格昂贵的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加盖改值邮票，可是邮政总局仍然无力支付这笔款项。朱世杰考虑到邮政总局的为难之处，主动提出不必付现金，采用邮票交换的方式，这对邮政总局是非常优惠的，而且也没有难办之处。朱世杰提出，要求邮政总局用库存的以下邮票交换，即：加盖“限滇省贴用”单圈和双圈孙中山像邮票各100套；加盖“限滇省贴用”北京版烈士像邮票100套。以上两项均按邮票面值计算。他又自愿按法国香槟邮票年鉴的标价，向邮政总局购买1912年发行的加盖楷体“中华民国”欠资邮票100套。
这是中国集邮史和中国邮商史上，唯一的一次“官民”邮票交换。
邮商朱世杰在这场交换中，是站在邮政总局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体谅邮政总局的实际困难，才使建立10部中国国家邮集之事顺利办成。同时，也为后来集邮界保留下来一些可以流通的邮票，例如加盖“限滇省贴用”邮票，在发行时由于面值太高，很少有人去买全套邮票，买复品者就几乎没有。正是因为朱世杰这次交换，使后来的集邮者才有更多的机会得到这些邮票。
朱世杰是位邮商，也是位集邮家。他有自己的邮集：全部中国商埠邮票及其变体，新旧各一；中国纪念邮票全部；大龙至万寿加盖四方连；上海工部局封票笺片全部；清至民国加盖“国币”伍拾元明信片全部；1921—1932年全部中国首航实寄封等。
朱世杰对中国早期邮票是有相当的的研究，也具有很高的真伪鉴别能力。他的邮识非常丰富，先后编写出版过《中国邮票目录》和《中国集邮图谱》，并时常在各邮刊上发表自己的集邮著作。
朱世杰有3个儿子，都跟着他做邮票生意，真可称为“邮商世家”。
朱世杰曾任中华邮票会的董事，中国邮商公会审定部主任等。
上海邮商史话(三)陈复祥和他的邮票社
陈复祥(1902—1970)苏州人。
自幼生长在上海，小时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办的华童公学读书时便开始集邮。当时，该校毕业生可以被保送到英属各殖民地机构中去任职，并有高升机会。但是年轻的陈复祥却立志献身集邮事业。
陈复祥的父亲陈兰庭经营南京至上海铁路线上的餐车,在苏州阊门外开设铁路饭店。上海文监师路住宅门眉上有“陈兰记”三字。陈复祥的住宅系建于民国初年，为一正二厢，二层小楼，虽不富丽堂皇，但是相当宽敞。他曾在此经营过“陈复祥邮社”、“中华邮票社”及“中华邮票公司”，也曾使用过“邮商陈复祥”牌号。
1941年6月10日上海出版的《新光邮票杂志副刊》上广告为“邮商陈复祥”字样。
同年同月上海邮版的《新光邮票杂志》第九卷第3、4期合刊上改称“陈复祥邮社”。
同年11月，在新光邮票会主办的《邮票展览会出品目录》上，又改称“中华邮票公司”。
1946年5月31上海出版的《邮话》第44期上，陈复祥刊登的广告又称“中华邮票社”。
陈复祥集邮开始得很早，在中国“邮王”周今觉集邮之前。他是中国人最早自己办的“上海神州邮票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陈复祥对中国邮票有相当深的研究，鉴定能力在国际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对(1923年新疆发行的木戳加盖“航空”二字邮票的真伪鉴定。
1932年11月至1933年6月间，新疆邮政当局曾将已加盖“限新省贴用”字样的北京老版和新版中面值5分和1角的帆船邮票及1角5分和3角的农获图邮票，用木刻戳加盖“航空”二字使用。上海最先见到这种加盖邮票是谢大任教授，谢与一位在新疆任职的美国人通信获此邮票，后来又委托他代购全套邮票。不久，谢大任把此事告诉了陈复祥，陈立即与这位美国人联系，购买了不少新疆木戳加盖“航空”邮票。谢大任还寄了一套给美国司各脱邮票公司，为此这套邮票收入了司各脱邮票年鉴。
这套木戳加盖邮票，发售数量不多，发行地点又偏僻，出现多种仿制品，使集邮家难以辨认真伪。陈复祥凭他深厚的邮识功底，再加上他对这种木戳加盖的研究，在真伪鉴定时，总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他的鉴定在当时的国际邮市上，形成了固定的价格：此种木戳加盖邮票如请陈复祥鉴定，加盖签章，须付200元。这是新疆加盖“航空”邮票，不但大大地提高了陈复祥在国际邮坛上的知名度，也为他赚了一大笔钱。
1935年，陈复祥卖给美国专门从事航空邮票生意的邮商萨纳尔亚一批新疆木戳加盖“航空”邮票，共有新票20余套，另有2枚小套邮票若干，每套按200美元计，总成交额达4800美元以上。按当时邮市价格计算相当于8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的价值。这笔交易是陈复祥邮商生涯的顶峰。
30年代中期，上海有个“公兴拍卖行”，每逢周末便举办一次邮票拍卖，拍品中有新疆木戳加盖“航空”邮票，面值5分和1角两种。上海有位专门收集片笺的集邮家谢鄂常，他从北京大学万灿文处得到面值5分和1角两种邮票各100枚，在自己出售一部分，便以7角5分一组的代价，全部卖给了陈复祥，陈又以3元一组的价格出售。在公兴拍卖会上则高达5元一组。面值1角5分和3角两种邮票，上海则较为少见。陈复祥为此专门印刷征求信件，寄送给各位集邮家，多方搜寻。可是只找到20余枚。
那时，陈复祥出售新疆木戳加盖“航空”邮票4全新，售价200元，四方连为800元。当时1美元全国币3元。由此推算，陈复祥卖给美国邮票商那批新疆木戳加盖“航空”邮票，获利是相当丰厚的。
陈复祥也曾经手过红印花“小壹圆”邮票。1897年初，棉加义在上海邮局直接购出2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1922年，棉加义邮集分两次在上海拍卖。第一次有1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被李辉堂拍获；同年年底，第二次拍卖棉加义邮集是时，是由上海鲁意斯摩洋行主拍，又有1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票背微薄脱胶，被陈复祥以银220两拍获，约合132美元。次年，陈复祥以350元的代价卖给了周今觉，从此这枚邮票进入周今觉的副集。1943年，集邮家王纪泽以130两黄金买下了周今觉这部副集，主要目的是就是为了这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1965年，王纪泽将个人收藏的红印花邮票全部捐献给邮电部。这枚红印“小壹圆”邮票现藏于北京为“中国邮票博物馆”。
红印花“小壹圆”邮票的旧票，知其下落者，多年来只有一枚。20世纪初，由雷奔(汉文名“芮朋”)保存，曾在经时布鲁塞尔邮展上展出过，并荣获奖牌。后来，雷奔将这枚红印花“小壹圆”旧票与其他若干枚邮票装于一个框内，长期悬挂室内。1927年，因袁寒云极力催促，陈复祥把雷奔这一框邮票全部买下来，据说是1500元左右，这枚红印“小壹圆”旧票以1000元的价格卖给了袁寒云，其余邮票因长期置于室内，品相不佳，只卖了300余元。陈复祥做了一桩赔本的生意。
陈复祥是邮商，同时也是集邮家和邮学家。他是一位有国家和民族观念的邮商，多次从国外收购或交换回那些早年被外国人携带出去的大批中国名贵邮票，转售给国内集邮家。
陈复祥是高水平的邮商，在邮商中有一定声望，也受到同业的敬重。抗日战争爆发前两年，国内邮商曾组织“中国邮商公会”，陈复祥被推选为主席。
陈复祥有自己的邮集，如大龙、小龙、万寿、红印花、商埠票等专集，他还特别注意收集邮戳和实寄封，他的《海关邮戳集》和《商埠邮戳集》都是非常罕见的邮史资料。《海关邮戳集》中的一部分曾在1957年莫斯科邮展会上获银质奖。
陈复祥编著的集邮书刊很多，第一本中文邮票目录和上海最早的中文邮刊——《中国邮票汇编》和《邮票月刊》——他都参加编写。后来，他又替外籍邮商罗门编辑了著名的《罗门目录》(1941年出版)。解放后，他又不断为《集邮》月刊撰稿。
十年浩劫期间，陈复祥的藏品遭到彻底毁坏，如尚存的红印花“小肆分”四方连，“小二分”大方连、“大壹圆”四方连等名贵邮票，被扔到地上，任人脚踩，陈氏痛苦万分。
1970年12月8日，陈复祥因气喘病复发，不治逝世，享年69岁。遗有二子二女，其中一位儿子陈世明也业邮。
上海邮商史话(四)张包子俊与奥伦多邮票公司
张包了俊(1902.2.7—1994.6.13)，祖籍安徽省，其曾祖经商到浙江杭县，落户于此。
张包子俊的祖先本来姓“包”，后来他的“先世”过继给姓张的，遂改为姓张。1927年，北京出版的《北京邮票交换会会志》的会员名单上，第53号还印着“张子俊”。就是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在旧书信中，无意间发现一件他祖母的遗嘱，说明他们家世演变的过程，说包氏也无后，命后人应以“张包”为复姓，张子俊便改为“张包子俊”，他的后代，也沿用这一奇怪的复姓,其子叫“张包钜”。
张包子俊毕业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早年曾在浙江省政府、青岛市政府，浙江外海水上公安局某处任过职。
张包子俊是我国著名的集邮家，邮学家和集邮活动家，是早期三大邮会之一——新光邮票研究会——的创始人。在集邮从四十年代起，便被誉为“中国集邮元老”。
自9岁起开始集邮，1917年又收集航空专题信封，在中国张包子俊大概是第一位专题集邮的收藏家。大约1923年左右，杭州潘光震和几位同学在自己家里组织“新光俱乐部”(简称“新光社”。张包子俊、潘光震、郑汝纯都是杭州青年会集邮组的成员，李弗如是杭州青年会的干事。不久，张包子俊、郑汝纯、李弗如也参加了新光社，并专门从事集邮活动。1925年组建“新光邮票研究会”，会址就在他家：杭州严衙弄二号。出版会刊《邮票先声》，自任主编。
早在三十年代，张包子俊在青岛市政府任职时，便曾租用青岛邮政信箱第55号，进行通信买卖邮票，按他自己所说“其实也不过是大一点的交换而已，买卖的门槛还不够精”。(见1948年7月31日上海出版的《近代邮刊》第三卷第7期上，张包子俊写的“邮老师”一文)。那时，他只是个业余邮商。真正下海干邮商则是在上海。
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被日军占领，张包子俊不愿为敌寇服务，未到上海。在1944年11月上海出版的《邮话》第35期上，他写有“上海邮市动态”一文，其中写道：“余于事变后来沪，见猎心喜，试为贩邮之业，合作者有张承惠、柳至川、钟韵玉诸君，阵容堪为一时之钜……不料12月8日东亚事变，余等首蒙打击，……不料十二月八日东亚事变，张柳二君相率以世去，韵玉今亦自立门户……”
1937年，张包子俊开办了“奥伦多邮票公司”，最初在上海沧州路206号，后迁到上海爱文义路福田邨71号。该公司主营中国邮票，由他和妹夫钟韵玉主管，外国邮票由柳至川负责，其妹张包平之协助。
1942年6月，柳至川脱离奥伦多邮票公司，另立“东方邮票公司”。奥伦多邮票公司，由张包子俊与钟韵玉2人一直经营到1945年抗战胜利。
1945年冬，奥伦多邮票公司从上海迁到杭州，地址：杭州仁和路41号，由张包子俊一人经营。钟韵玉则曾在上海经营“上海邮人服务社”。
1946年底，张包子俊正式结束了奥伦多邮票公司。在杭州经营“清泰第二旅馆”。
张包子俊在经营奥伦多邮票公司期间，曾于1942年1月创刊《邮话》，到1946年5月停刊时，共出刊33期。
1940年底，张包子俊，钟韵玉及徐秉鸿还曾开办过“上海邮人服务社”，门市部便在奥伦多邮票公司，函购部在上海斯德朗路四维村1号A。社址：上海慕尔鸣路220弄3号
上海邮商史话(五)钟韵玉与邮人服务社(刘肇宁)
钟韵玉(1907—1996)，浙江杭州人。1920年前后开始集邮。1925年底，成立“新光邮票研究会”时，他也是发起人之一。同时任该会图书部主任。
钟韵玉是著名集邮家张包子俊的妹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钟韵玉到了上海。1940年冬，由张包子俊、钟韵玉及徐秉鸿三人合作创办“上海邮人服务社”。在上海永安公司文具部设门市部，同时在奥伦多邮票公司和德孚邮票社设集邮品经销处,还在上海台斯德朗四维村一号A设函购部。
上海邮人服务部专门经销上海协进文艺社生产的邮集、邮册、护邮袋、防水透明纸、胶水纸、邮票钳、量齿尺等，此外尚有集邮书报，杂志及邮票。当时上海邮人服务社的集邮用品行销国内外、颇负时誉。
约1942年，张包子俊与钟韵玉因经营“奥伦多邮票公司”，难以同时顾及上海邮人服务社，故改为由徐秉鸿一人经营。
徐秉鸿(1910—1943)字茂君，江苏镇江人。在上海永安公司文具部任职，由于该部出售中外混合袋票，为此与邮票结缘。他自己独自经营上海邮人服务社仅一年有余，便病逝。
1944年5月1日起，又为钟韵玉掌管上海邮人服务社。次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钟韵玉返回杭州报业任职，担任浙江新闻社社长兼编辑部主任。最初，他在《浙江新闻》上，以“新光邮票会杭州分会”的名义开辟“集邮园地”。后来于1948年12月3日创刊《中国邮报》，同时开办“邮人服务社”，借用此报进行通信拍卖，每半个月一次。
1949年4月底，浙江新闻报社停办。《中国邮报》也中断。经邮人服务社与《中国邮报》编辑部磋商，于同年7月5日复刊，取消浙江新闻副刊名义，改由中国邮报社发行。
1949年8月15日《中国邮报》发行了最后一期，即第20期，邮人服务社及中国邮报社发表“联合启事”，宣布停止经营和出版。
在此期间，钟韵玉还编辑出版《中国集邮人名录》。
十年浩劫期间，钟韵玉大部分藏品都被抄走，全部损失。
“文革”以后，钟韵玉又担任《浙江集邮》的编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又编辑《新光邮票会健在会员录》一书，在1995年出版。
上海邮商史话(六)陈志川与国粹邮票公司
陈志川(1917—1977)，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杭州。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曾供职于两浙银行，后又自行开办和丰米厂。自幼爱好绘画和集邮。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被日寇侵占。1938年春，陈志川避难到上海,又萌生集邮兴趣，在市面上购买不少自己喜爱的早期华邮，同时也结识了一大批邮友。
陈志川并不满足于单纯的集邮与购邮，于1940年6月，在上海霞飞路塔华公寓内开办了“国粹邮票公司”，正式下海经营邮票。在买卖邮票的同时，也不曾忘却自己的收藏。陈志川重点收藏的是海关大龙邮票和红印花加盖邮票及相应的实寄封。有一段时间，陈志川号称“大龙邮票专家”，后来他又喜欢收集有关邮政与邮票的史料，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集邮文献收藏家。
1942年3月，陈志川独自创办《国粹邮刊》，至1946年7月，共发行42期。该刊正如“发刊词”中所说“纯以研究邮学为立场，不作营业上之宣传”。这份邮刊撰稿人，除主编陈志川外，还有不少是当时邮坛上第一流的著名邮人，如周今觉、张赓伯、王纪泽、陈复祥、严西峤、钟笑炉、吴乐园、邵洵美等人。发表的内容，有对邮票、邮史的探讨研究，有述邮坛的掌故见闻，或是记叙报道性的，或是集邮常识性的，大多具有一定的知识性、可读性。如张赓伯撰写的“邮海沧桑录”，其内容广泛涉及我国邮政初创、集邮风气初开始的不少掌故见闻及邮史、邮票、邮人、邮商、邮展、邮会、邮刊等多方面的珍贵史料。又如一芹的《海上邮人小志》，连载33期，介绍了当时上海30多位邮人，为后来保存了若干活的史料。
在抗战期间，陈志川以个人财力识力，出版这份不靠广告费滋养的邮刊，每期成本费都超出售价数倍，实属不易。
国粹邮票公司于1945年2月停止营业，陈志川结束了他历时5年的邮商生涯。从3月1日起，《国粹邮刊》以“国粹邮票研究出版社”的名义继续出版。
陈志川两度出任新光会刊编务，1944年5月至1945年7月任该刊第11卷的主编；1948年5月至8月又任第15卷的主编。
1948年5月，中华邮政总局与新光邮票会在上海联合举办邮票展览会，陈志川是那次邮展的中坚分子。
1949年春，陈志川离沪去香港，1950年4月又出版1期刊物式的《国粹邮刊》第43期。
后来，陈志川迁居台湾，又编撰了《海关大龙外洋实寄封邮资之考证》、《中国早期邮政的史料考实》、《陈志川邮学论著》等作品。
1977年3月11日，陈志川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享年62岁。
在陈志川一生中，从事邮商的时间比较短促。与其说他是邮商，还不如说他是一位颇有贡献的邮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