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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22, 09:21 PM
方友德
刘铭传其人
刘铭传（1836～1895年），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清末将领。任福建台湾巡抚，兵部尚书，死后溢壮肃公。在他一生中，可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跟随李鸿章带兵到上海打过太平军，1865年，任直隶（今河北）提督时，参与镇压捻军。二是1883年（光绪九年）开始人台，督办军务，抗击入侵法军，保卫了台湾岛不受外国侵略。1885年，台湾从福建省管辖下分出，独立建省。刘传铭任台湾首任巡抚（兼掌军政大权）。刘铭传在任台抚的6年中，锐意革新、创办各项现代事业，整顿财税吏治，开办铁路，发展煤矿，设立学堂，加强边防，引进洋枪器械，聘请外人训练兵士。而其中开创现代邮政制度，改变旧式铺递传信方式，用中西结合办法，设立有中国特色的邮政总局，是他最重要的政绩之一。
刘铭传在台创办的现代邮政，虽然是地方性的，仅在一省之内，却已具备我国“官办”邮局的性质，比光绪二十二年（1896）才筹办的“大清邮政官局”，提前了8年。刘铭传这项改革，为免于朝廷权贵掣肘，耽误时机，自行负责，先斩后奏，到一年之后（光绪十五年）冬12月，才给朝廷奏本：“台湾旧设驿站五十处，办理废弛，文报往往迟延贻误。经臣督饬司道量加整顿，将原设正腰各站核实裁减，并于旁通及新设各县分添旁站，仍不过原设站数。所有原用站夫，一律撤去，由各营汛分拨兵丁，酌给津贴，责令传递，各站另雇书识，专司站务，仿照外洋邮政办法，委令道员陈鸣志督办，目光绪十四年二月初起试办，已过一年，南北文报，毫无稽迟，所在称便。统计一年需用经费约在一万两上下，比较台防旧章全年需用一万五六千两，实可掉节银两五六千两。”（见《光绪朝•东华实录》卷九十七）
这段奏文，刘铭传已把改革邮政的原因、采取办法，一年来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言简意赅地说明清楚。其中提到“仿照外洋邮政办法”，表明刘铭传思想开放，能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洋为中用。刘铭传在台力行新政，得罪不少朝廷重臣，屡遭非议：岛内兴利除弊，百姓得惠，而立外责难，内外处境十分艰难，创办的煤矿亏损，他大胆引进外资，与英商签订合约。小人趁机进谗，朝廷震怒，对他革职留住。刘铭传抱负难展，又患目疾，只好称病辞职，告老返乡。刘铭传在中法战争前后，保卫台湾，建设台湾，为台湾的现代化打下坚实之基础。尤其他驱逐外侵，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功不可没。像郑成功一样，他是一位值得尊敬和纪念的民族英雄。
邮 路
刘铭传于光绪十四年二月初十（1888年3月22日）正式成立台湾邮政总局，任命张维卿为总办（总局局长），发行邮票：收寄民间函件，为邮政史的现代化翻开新的一页。台湾原有邮驿，因海岛无马，实际是役夫铺递公文与汛塘（兵丁传递军事文书。镇、营、汛为军事基层单位）。刘铭传接任台抚后，即大刀阔斧裁撤驿站，建立邮站。邮站分为总站、正站、腰站、旁站4等，略近于今天邮政总局、支局、分局和邮政所各级形态。
刘广实曾根据（台湾邮政章程）的站名绘制一邮路图。图中有 据甲、中港、寓鳌、惠来庄、他里雾、下茄冬、阿公店、万里得、人摇湾等站名（见孙君毅，《清代邮戳志》一书）。这些邮站在《台湾邮政总局告示》公布时，已被调整裁撤。而其图中的他里雾即大埔林站， 阿公店为桥仔头站，刘广实图中误标为两个邮站。另，台湾郡城就是台南总站。邮政开办时只设42站，后又增至43站。分述如下：
一、总站
台北、台南各有一处，即是原有之文报局改称。但对大陆往来，仍称文报局，因此，台湾邮政也称为“特别文报局”。总站是一完整的邮政机构，出售邮票、收寄邮件，封发并投递邮件。自台北总站向南，经中场、新竹、彰化、嘉义、台南（总站）、凤山至恒春，计九百里，称为南路。自台北总站向北，经基隆、项双溪至宜兰，计二百七十里，叫北路。其余如：台北至淡水、宜兰至苏澳、彰化至南投等则是支路。与大陆各地往来邮件，均由总站收发寄递。
二、正站
设在南北两路交通比较适中的地方。它也出售邮票、收寄邮件、封发并投递邮件。正站也是转运站，前站发来的邮件，必须尽快转送到下一站。南路正站计12处：中场、竹堑、后战、大甲、彰化、张熙盾、嘉义、茅港尾、凤山、杨家、枫港、恒春。北路3处：基隆、项双溪、宜兰。
三、腰站
两个正站距离较远的，则于中间设腰姑，以接运邮件，使跑兵可以换替，节省体力。故腰站只负责将前站送来的邮件，接送至下一站，而没有其他业务功能，如出售邮票、收寄邮件等。腰站共有13处：南路是台北至中场（55里）中间的桃仔园、中场至竹堑（55里）中间的太湖口，后城至大甲（60里）中间的吞霄、彰化至张熙后（60里）中间的挖仔街、张熙后至嘉义（60里）中间的大埔林、嘉义至茅港尾（60里）中间的急水溪、茅港尾至台南郡城（52里）中间的看西、台南郡城至凤山（60里）中间的桥仔头、凤山至析家（60里的东港。北路是台北总站至基隆（55里）中间的水返脚、基隆至顶双溪（55里）中间的龙潭堵、顶双溪至宜兰（92里）中间的大里简、头围。
四、旁站
设在支路的站叫旁站。旁站也出售邮票、收寄信件，它与正站配合，构成该地区的服务网。旁站共有13处：宜兰的利泽简、苏澳，淡水的沪尾，新竹的三叉河、大潮，彰化的南投、葫芦墩、罩兰、埔里社厅的集集、水里社、埔里社，啤南的坤南家、北丝闽。
岛外的邮路，从属在发现的实寄封看，有寄澎湖及福建等地的官封。从封上邮戳看，台北总站发出，邮件发递至抗察站出海。寄大陆邮件，与上海、福州、厦门等地海关邮政，取得联络。并特备 “南道”、“飞捷”两条邮轮，定期来往。
五、邮票
1888年 3月 22日。台湾邮政开办，地方邮票也同日发行。邮政总局自行设计木刻雕版，手工印制邮票，只有文字，而无图案。票上可由站书（邮站文书）用毛笔填写信件“重。两。钱”，寄出时间“光绪？年？月？日？时”“送？”，邮票和票根中缝填写发倍的部门或邮站的简称（“？字”）和信件编号，以备查核。邮票分官用和民用两种。下面分述之：
一、台湾邮票：免费供官府寄文书贴用，使用时记重量不付邮费。这种邮票前后分两版印刷，第一版邮票上端有篆文“台湾邮票”4字，余均为扁宋字体。票幅 47 X 62毫米，票根较窄，只印有楷体“根”字及填写一行发信日期、时间。第二版票幅较大，有51X 66毫米，主要区别在票根位置增大，上端有篆文“邮票报”3字，下面3行字，同邮票一样，还要填写信件重量及送？站。孙君毅、何大仁、林其泉合作的《台湾早期邮政和邮票》一文（见《八闽邮文精选》，认为有“邮票根”3字、票幅大的为先印，票幅小的为后印，疑有误，应据台湾张消升《台湾邮票邮戳邮资史》（上册）及北京燕山出版社的《中国邮票全集》（清代、中华民国卷）所介绍的为准确。在《近代邮刊》四卷四期上，澳门集邮家王炳辉还出示一幅“台湾邮票”第二版的全张，5张邮票3行“二一二”图式排列，邮票中缝均已盖上“庙”字、站戳，及填写了编号。
二、邮政商票：这种邮票供商民公众购买贴用。邮票上的文字与官用“台湾邮票”的区别在于用楷体印“邮政商票”和“南票根”，而非篆文，票上“送。。站”改成“发递？”，无“站”字。中缝字号下还有“收钱”两字，其余大体相同。但是从现存的商票看，刻工要比官用的“台湾邮票”粗糙得多，图幅也大些，“邮政商票”和“商票根”两联票幅为 62 X 73毫米。民众寄信时向邮站购买商票即贴即寄。因当时台湾还有民信局在民间收信汇款，故群众大都不了解官办邮站也能为他们寄信，使用邮政商票者极少，传世实寄封均为尾字字号，当属在今淡水（沪尾站）所用。而邮政商票使用期间，每付邮资给一填好之商票外，还可索取“邮政商票收条”一纸，其形式与票根相似，而不贴于信上。“收条”留存至今者，真如凤毛鳞角，至为珍罕。台湾资深集邮家吴乐园先生的《早期台湾邮票专集》中存有6张商票“收条”。
《中国集邮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关条目认为，台湾“邮政南票”全票三联，即“收条”为第一联，邮票第二联、票根第三联，合在一起付印。不知有何根据？因观吴乐园先生“收条”实物，似乎并非从“商票”上撕下。同时目前发现的“邮政商票”新
票，均为两联，没有见过三联的。
“台湾邮票”和“邮政商票”的印刷，是邮政总局根据巡抚核定的格式文字，交给匠师雕成版模。印制时版模刷上黑色油墨，厚纸覆盖其上，用刷子在上面刚出图来，反过来成为全张5枚邮票。邮票清晰，但速度很慢。后来改变印法，以盖章方式盖在横纹道林纸或无纹黄竹纸等薄纸之上。因为均为木刻手印，每次印若干枚后，木戳会受磨损，第二次重印时，一般再刻木戳重印，所以保存的邮票字迹皆有壁差异。如存世之邮政商票有A．B二型，A型框线较细长，B型框线较粗肥。而台湾邮票有更多模式，吴乐园先生已发现有十三型，实际恐不止于此。
根据长期在台湾海关服务的关肇和先生从海关档案中发现的台湾邮政资料，有当年各邮站简称字号及官方署、营、局、所简称韵字号。这些字用于加盖在官票和商票中缝。《近代邮刊》4卷4期上登有澳门集邮家王炳辉撰写、陈复祥较阅的《台湾初期邮政制度及邮票字根之分析》一文。此文曾被集邮界推崇为研究早期台湾邮票的权威之作，但我这次把它与海关档案中“各署营局所字号”互对，发现该文漏了台北府署、埠南厅署、鹿港厅署、埔里社厅署4个官府，为了补正，现据海关文件重列于下：
各邮站字刊《共52个，实际开办43个） 宜兰城站（兰）头圃站记（头）大里简站（简）
项双溪站（顶）龙潭堵站（龙）基隆站记（鸡） 水近脚站（水）船钾站记（航）桃仔固站（桃）中流站记（沥）大湖口站（口）竹堑城站（堑）中港站记（中）后地站记（城）吞霄站记（吞）大甲站记（甲）寓鳌站记（鳌）彰化城站（化）挖仔街站（挖）张熙后站（熙）惠来庄站（惠）大埔林站（林）嘉义城站（义）下茄冬站（茄）急水溪站（急）茅港足站（茅）看西站记（看）台湾府站（湾）大湖站记（大）．桥仔头站（桥）凤山城站（山）东港站记（东）村察站记（枯）枫港站记（枫）恒春城站（春）利泽简站（利）苏澳站记（苏）沪尾站记（尾）三叉河站（叉）大湖站记（湖）南投站记（粳）集集站记（集）水里社站（里）埔里社站（社）葫芦墩站（葫）罩兰站记（罩）万里得站（万）／＼瑶湾站（瑶）埠南察站（蔡）北丝闽站（阉）台北总站（北总）台南总站（南总）
各署、营、局、所字号（原来46个，后增1个文报局）宪辕（抚）藩署（署）古澎道署（迢）台湾府署（南）台北府署归b）埠南厅署（埠）鹿港厅署（鹿）埔里社厅署（靖）基隆厅署（基）台湾县署（台）凤山县暑（风）嘉义县署（义）彰化县署（彰）恒春县暑（恒）淡水县署（淡）新竹县署（新）宜兰县署（宜）台湾镇署（镇）营务处（营）镇海中雾（中）镇海前军（首）镇海后军（后）栋字等营（栋）武粳右军（武）铭宇中军（铭）昌字等营（昌）．南字台勇（郊）定字等营（定）通商局（通）旗后矿务局（煤）磺务局（磺）樟脑局（脑）台南支应局（支）安平海关（安）旗后海关（旗）沪尾海关（沪）基隆海关（隆）郑统带营（隘）陈统带营（屯）台南盐局（南盐）台北盐局（北盐）善后局（善）税厘局（税）清赋局（赋）机器局（机）军械所（械）文报局（文）
以上是见诸台湾海关档案中台湾邮票所用之字号。今天在一些未贴用的台湾邮票上，见有“灯字”、“罗字”、“庙宇”、“齐字”、“鳞字”、“秦字”、“陈字”等均未列入此表，不知是何人物或部门之代号。此亦台湾早期邮票研究中的一个谜。近日翻阅《中国邮刊》，见吴乐园先生《早期台湾邮政资料研究》一文，顿然释疑。文中说，从实寄票看，还有“灯”字代表宪辕，“湾”字代表台湾府署，另增 “文”字代表文报局。吴文又指出：“未发行使用之第一式台湾邮票，日据台湾后，被船长 Caption R．A．Bines宾司所得，并予出售。但在出售时因空白无字号不为集邮者喜爱，乃异想天开，自行雕制木戳加盖，计有下列多种字号：天、地、元、黄、陈、郑、善、彰、秦、魏、齐、风等字号。其中善、凤二字号有编列使用，但真者字体较小。”吴乐园为台湾早期邮票研究权威，虽然文中没有指明出处，此说应可成立。
三、未发行的两种台湾邮票
清朝海关邮政曾以小龙邮票“叁分银”和“五分银”加盖中文 “台湾邮票”4字及斜印英文“FORMOSA’（福摩萨）两种，很明显，盖英文者拟给洋人使用，盖中文者拟为华人使用。这种邮票在英国印刷加盖（陈志川看法），运送不能及时，加上各邮站邮资计算不
便，未曾被刘铭传采用。
刘铭传也想把台湾邮票正规化，曾委托台湾淡水英国领事馆转由伦敦伯雷特伯里威金生公司雕刻凹版印制一种新邮票。中心图案上马下龙，左右两旁为中文“大清台湾邮政局”、“制钱贰拾文”，上下为英文“FORMOSA”和“CHINA”（中国、台湾），俗称“龙马票”。但遗憾此票从未在邮政上实用过（陈志川认为，可能清朝政府没有核准），却被加盖当做火车票使用了。
邮 资
根据《台湾邮政票章程》规定，邮资是按信件的重量和寄达地的远近来收取的，而远近则是以“姑”为计算单位。重量的计算单位也随信件寄达地的远近而有所不同。归纳起来，概述如下：
一、路程在一站以内，重量在一两以内的，如台北奇中场，邮费二十文，贴邮票一张。
二、路程超过一站的，其起重放宽为一两五钱。如台北奇台南重不逾一两五钱的信件，其路程为九站，故邮费为一百八十文，贴邮票九张。（这是章程上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每封信无论远近，均只贴一张邮票，由发出站总收费；见张敏生《重读台湾邮政总局告示》一文。
三、正站与傍站互寄，每站邮票一张，邮费三十文，续重则每五钱三十文。
四、如寄达地在本站以外的地方，如南，北、中内山一带，信件到达末站后，尚需接续递送，须另加力钱，每里十文。
邮费子交寄时由收寄站总收，并给寄件人收条，但邮票则不交与寄件人，而由站内办事人员粘贴。台湾的驿站改为邮站后，准许商民利用寄信银物件，并不致增加政府经费负担，最多只增加跑兵携带信件的数量，提高跑兵的运用效率，却增加了邮资收益，既革新又便民。复增财政收入，一举数得。据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发表的《递信志通信编》所载，“光绪十七年，邮政岁入五万五平两”，增加财政收入为数亦颇可观。
邮 戳
在台湾海关档案发现的文件中，有各邮站邮戳图式要求，均为正方形，4个字，要用篆文刻。除台北总站、台南总站大一些，其他各站略小（约1．2－1．6平方厘米），每戳均4个字。站名3个字的，后加“站”字，如“大里简站”，“顶双溪站”，站名只有两字的，大站的加“城站”两字，计有“宜兰城站”、“竹堑城站”、“嘉义城站”、 “台湾城站”、“凤山城站”、“恒春城站”6个。小站即加“站记”两字，如“大甲站记”、“枫港站记”等，各站名全称及简称已在上面邮站字号表中列出。现代邮戳，主要有两个要素，一为表明日期（时间），一为表明地点。上述站戳，只有地点，面日期是填写在邮票上的。只有盖在实寄的邮票上，才有完整意义。而我们从现存的一些实寄封看，后来的站戳，已经改成有日期、时间和站名的长方形戳，有的加植，有的未加植，而字体已全改为楷书。这对于过路邮站，记载何日何时到达本站，大为方便。
有一个封是光绪十四年四月自台北总站寄到澎湖站，实寄封上加盖的18个邮戳，使我们见识台湾邮站的各种邮戳。
该封于光绪十四年四月十八日，由台北寄澎湖，右上角贴用 “台湾邮票”2枚，上下各有一枚正方戳销票。此封封背原印并书写“头品项戴兵部诗郎福建台湾巡抚部院兼管海关学政一等男刘”公文递至“统领宏字全军澎湖吴镇”当堂开拆等字，明显可看出是由刘铭传寄给吴镇的军事公文。该封于四月十八日由台北官署发交邮政机构寄递，台北总站接收是四月十九日卯时，此后一路南下，经由桃园腰站、中级站、太湖口腰站、竹堑城站、后城站、吞霄腰站、大甲站、彰化城站、挖仔腰站、张熙后站、大埔腰站、嘉义城站、下茄冬腰站、茅港尾站，到达看西腰站是四月二十三日辰时，由此再渡海转递澎湖。总计此封路经十六站，销盖十八戳记。其中中场站及彰化城站各销二戳。“中场站记”及‘挖仔腰站”之框型正方戳销盖子邮票上下二边。“彰化城站”之方戳上有毛笔写的一段话，主要在说明“因为大甲溪水涨满，不能渡江，行舟延至二十一日戊刻到彰城站，随收随递，理合伸明”。在这十八个戳记中除了前述之“中流站记”、“挖仔腰站”、“彰县城站”外，另有“大埔腰站”、 “下茄冬腰站”及“看西腰站”等是框型正方戳，其余十二戳均是二直行文字戳，这些文字戳大都“年、月、日、时”空白，以便填写，只有。桃园”及“吞霄”两站将光绪十四年之“十四”两字刻在文字戳中。
此封寄出时日，距离刘铭传开办台湾现代邮政仅两个多月，是目前发现最早记录的台湾实寄封。同时由其封上之戳记，我们也不难看出当年公文寄递之快速和严密，是一个至珍至罕的实寄封。（此封原载台湾《邮史研究》第五期，君宏文）
吴乐园先生从日本重金购得之《台湾邮政总局告示》原件中，有对当年邮政组织与管理、收寄公文及商民信件收费贴票之规定。并可了解当时社会之诗般情况，为研究近代史之原始资料。
海关档案中之台湾邮政资料，与实际施行时已有部分修正，致内容有所不同，经与吴乐园先生之《台湾邮政总局告示》原件比对，《告示》修改和增加部分如下：
一、邮政章程八条及条目十二条，并为十六条。
二、填写择手“二月初十日”即在台北府城设局开办邮政事务。
三、原拟设之五十二站裁减为四十三站。
四、增加空白邮票（公用站票）分给署局营所，即以署局营所全名上择一字编立字号。
五、增加空白邮票（民用商票）应由局按邮站地各择一字编号。
六、增加腰站专为接送，不发给空白票。
根据我见到几种（告示）的印样，推吴乐园先生此份盖有“办理全台邮政总局关防”公章。
（2002年福建省集邮学术研讨会论文二等奖）
刘铭传其人
刘铭传（1836～1895年），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清末将领。任福建台湾巡抚，兵部尚书，死后溢壮肃公。在他一生中，可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跟随李鸿章带兵到上海打过太平军，1865年，任直隶（今河北）提督时，参与镇压捻军。二是1883年（光绪九年）开始人台，督办军务，抗击入侵法军，保卫了台湾岛不受外国侵略。1885年，台湾从福建省管辖下分出，独立建省。刘传铭任台湾首任巡抚（兼掌军政大权）。刘铭传在任台抚的6年中，锐意革新、创办各项现代事业，整顿财税吏治，开办铁路，发展煤矿，设立学堂，加强边防，引进洋枪器械，聘请外人训练兵士。而其中开创现代邮政制度，改变旧式铺递传信方式，用中西结合办法，设立有中国特色的邮政总局，是他最重要的政绩之一。
刘铭传在台创办的现代邮政，虽然是地方性的，仅在一省之内，却已具备我国“官办”邮局的性质，比光绪二十二年（1896）才筹办的“大清邮政官局”，提前了8年。刘铭传这项改革，为免于朝廷权贵掣肘，耽误时机，自行负责，先斩后奏，到一年之后（光绪十五年）冬12月，才给朝廷奏本：“台湾旧设驿站五十处，办理废弛，文报往往迟延贻误。经臣督饬司道量加整顿，将原设正腰各站核实裁减，并于旁通及新设各县分添旁站，仍不过原设站数。所有原用站夫，一律撤去，由各营汛分拨兵丁，酌给津贴，责令传递，各站另雇书识，专司站务，仿照外洋邮政办法，委令道员陈鸣志督办，目光绪十四年二月初起试办，已过一年，南北文报，毫无稽迟，所在称便。统计一年需用经费约在一万两上下，比较台防旧章全年需用一万五六千两，实可掉节银两五六千两。”（见《光绪朝•东华实录》卷九十七）
这段奏文，刘铭传已把改革邮政的原因、采取办法，一年来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言简意赅地说明清楚。其中提到“仿照外洋邮政办法”，表明刘铭传思想开放，能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洋为中用。刘铭传在台力行新政，得罪不少朝廷重臣，屡遭非议：岛内兴利除弊，百姓得惠，而立外责难，内外处境十分艰难，创办的煤矿亏损，他大胆引进外资，与英商签订合约。小人趁机进谗，朝廷震怒，对他革职留住。刘铭传抱负难展，又患目疾，只好称病辞职，告老返乡。刘铭传在中法战争前后，保卫台湾，建设台湾，为台湾的现代化打下坚实之基础。尤其他驱逐外侵，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功不可没。像郑成功一样，他是一位值得尊敬和纪念的民族英雄。
邮 路
刘铭传于光绪十四年二月初十（1888年3月22日）正式成立台湾邮政总局，任命张维卿为总办（总局局长），发行邮票：收寄民间函件，为邮政史的现代化翻开新的一页。台湾原有邮驿，因海岛无马，实际是役夫铺递公文与汛塘（兵丁传递军事文书。镇、营、汛为军事基层单位）。刘铭传接任台抚后，即大刀阔斧裁撤驿站，建立邮站。邮站分为总站、正站、腰站、旁站4等，略近于今天邮政总局、支局、分局和邮政所各级形态。
刘广实曾根据（台湾邮政章程）的站名绘制一邮路图。图中有 据甲、中港、寓鳌、惠来庄、他里雾、下茄冬、阿公店、万里得、人摇湾等站名（见孙君毅，《清代邮戳志》一书）。这些邮站在《台湾邮政总局告示》公布时，已被调整裁撤。而其图中的他里雾即大埔林站， 阿公店为桥仔头站，刘广实图中误标为两个邮站。另，台湾郡城就是台南总站。邮政开办时只设42站，后又增至43站。分述如下：
一、总站
台北、台南各有一处，即是原有之文报局改称。但对大陆往来，仍称文报局，因此，台湾邮政也称为“特别文报局”。总站是一完整的邮政机构，出售邮票、收寄邮件，封发并投递邮件。自台北总站向南，经中场、新竹、彰化、嘉义、台南（总站）、凤山至恒春，计九百里，称为南路。自台北总站向北，经基隆、项双溪至宜兰，计二百七十里，叫北路。其余如：台北至淡水、宜兰至苏澳、彰化至南投等则是支路。与大陆各地往来邮件，均由总站收发寄递。
二、正站
设在南北两路交通比较适中的地方。它也出售邮票、收寄邮件、封发并投递邮件。正站也是转运站，前站发来的邮件，必须尽快转送到下一站。南路正站计12处：中场、竹堑、后战、大甲、彰化、张熙盾、嘉义、茅港尾、凤山、杨家、枫港、恒春。北路3处：基隆、项双溪、宜兰。
三、腰站
两个正站距离较远的，则于中间设腰姑，以接运邮件，使跑兵可以换替，节省体力。故腰站只负责将前站送来的邮件，接送至下一站，而没有其他业务功能，如出售邮票、收寄邮件等。腰站共有13处：南路是台北至中场（55里）中间的桃仔园、中场至竹堑（55里）中间的太湖口，后城至大甲（60里）中间的吞霄、彰化至张熙后（60里）中间的挖仔街、张熙后至嘉义（60里）中间的大埔林、嘉义至茅港尾（60里）中间的急水溪、茅港尾至台南郡城（52里）中间的看西、台南郡城至凤山（60里）中间的桥仔头、凤山至析家（60里的东港。北路是台北总站至基隆（55里）中间的水返脚、基隆至顶双溪（55里）中间的龙潭堵、顶双溪至宜兰（92里）中间的大里简、头围。
四、旁站
设在支路的站叫旁站。旁站也出售邮票、收寄信件，它与正站配合，构成该地区的服务网。旁站共有13处：宜兰的利泽简、苏澳，淡水的沪尾，新竹的三叉河、大潮，彰化的南投、葫芦墩、罩兰、埔里社厅的集集、水里社、埔里社，啤南的坤南家、北丝闽。
岛外的邮路，从属在发现的实寄封看，有寄澎湖及福建等地的官封。从封上邮戳看，台北总站发出，邮件发递至抗察站出海。寄大陆邮件，与上海、福州、厦门等地海关邮政，取得联络。并特备 “南道”、“飞捷”两条邮轮，定期来往。
五、邮票
1888年 3月 22日。台湾邮政开办，地方邮票也同日发行。邮政总局自行设计木刻雕版，手工印制邮票，只有文字，而无图案。票上可由站书（邮站文书）用毛笔填写信件“重。两。钱”，寄出时间“光绪？年？月？日？时”“送？”，邮票和票根中缝填写发倍的部门或邮站的简称（“？字”）和信件编号，以备查核。邮票分官用和民用两种。下面分述之：
一、台湾邮票：免费供官府寄文书贴用，使用时记重量不付邮费。这种邮票前后分两版印刷，第一版邮票上端有篆文“台湾邮票”4字，余均为扁宋字体。票幅 47 X 62毫米，票根较窄，只印有楷体“根”字及填写一行发信日期、时间。第二版票幅较大，有51X 66毫米，主要区别在票根位置增大，上端有篆文“邮票报”3字，下面3行字，同邮票一样，还要填写信件重量及送？站。孙君毅、何大仁、林其泉合作的《台湾早期邮政和邮票》一文（见《八闽邮文精选》，认为有“邮票根”3字、票幅大的为先印，票幅小的为后印，疑有误，应据台湾张消升《台湾邮票邮戳邮资史》（上册）及北京燕山出版社的《中国邮票全集》（清代、中华民国卷）所介绍的为准确。在《近代邮刊》四卷四期上，澳门集邮家王炳辉还出示一幅“台湾邮票”第二版的全张，5张邮票3行“二一二”图式排列，邮票中缝均已盖上“庙”字、站戳，及填写了编号。
二、邮政商票：这种邮票供商民公众购买贴用。邮票上的文字与官用“台湾邮票”的区别在于用楷体印“邮政商票”和“南票根”，而非篆文，票上“送。。站”改成“发递？”，无“站”字。中缝字号下还有“收钱”两字，其余大体相同。但是从现存的商票看，刻工要比官用的“台湾邮票”粗糙得多，图幅也大些，“邮政商票”和“商票根”两联票幅为 62 X 73毫米。民众寄信时向邮站购买商票即贴即寄。因当时台湾还有民信局在民间收信汇款，故群众大都不了解官办邮站也能为他们寄信，使用邮政商票者极少，传世实寄封均为尾字字号，当属在今淡水（沪尾站）所用。而邮政商票使用期间，每付邮资给一填好之商票外，还可索取“邮政商票收条”一纸，其形式与票根相似，而不贴于信上。“收条”留存至今者，真如凤毛鳞角，至为珍罕。台湾资深集邮家吴乐园先生的《早期台湾邮票专集》中存有6张商票“收条”。
《中国集邮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关条目认为，台湾“邮政南票”全票三联，即“收条”为第一联，邮票第二联、票根第三联，合在一起付印。不知有何根据？因观吴乐园先生“收条”实物，似乎并非从“商票”上撕下。同时目前发现的“邮政商票”新
票，均为两联，没有见过三联的。
“台湾邮票”和“邮政商票”的印刷，是邮政总局根据巡抚核定的格式文字，交给匠师雕成版模。印制时版模刷上黑色油墨，厚纸覆盖其上，用刷子在上面刚出图来，反过来成为全张5枚邮票。邮票清晰，但速度很慢。后来改变印法，以盖章方式盖在横纹道林纸或无纹黄竹纸等薄纸之上。因为均为木刻手印，每次印若干枚后，木戳会受磨损，第二次重印时，一般再刻木戳重印，所以保存的邮票字迹皆有壁差异。如存世之邮政商票有A．B二型，A型框线较细长，B型框线较粗肥。而台湾邮票有更多模式，吴乐园先生已发现有十三型，实际恐不止于此。
根据长期在台湾海关服务的关肇和先生从海关档案中发现的台湾邮政资料，有当年各邮站简称字号及官方署、营、局、所简称韵字号。这些字用于加盖在官票和商票中缝。《近代邮刊》4卷4期上登有澳门集邮家王炳辉撰写、陈复祥较阅的《台湾初期邮政制度及邮票字根之分析》一文。此文曾被集邮界推崇为研究早期台湾邮票的权威之作，但我这次把它与海关档案中“各署营局所字号”互对，发现该文漏了台北府署、埠南厅署、鹿港厅署、埔里社厅署4个官府，为了补正，现据海关文件重列于下：
各邮站字刊《共52个，实际开办43个） 宜兰城站（兰）头圃站记（头）大里简站（简）
项双溪站（顶）龙潭堵站（龙）基隆站记（鸡） 水近脚站（水）船钾站记（航）桃仔固站（桃）中流站记（沥）大湖口站（口）竹堑城站（堑）中港站记（中）后地站记（城）吞霄站记（吞）大甲站记（甲）寓鳌站记（鳌）彰化城站（化）挖仔街站（挖）张熙后站（熙）惠来庄站（惠）大埔林站（林）嘉义城站（义）下茄冬站（茄）急水溪站（急）茅港足站（茅）看西站记（看）台湾府站（湾）大湖站记（大）．桥仔头站（桥）凤山城站（山）东港站记（东）村察站记（枯）枫港站记（枫）恒春城站（春）利泽简站（利）苏澳站记（苏）沪尾站记（尾）三叉河站（叉）大湖站记（湖）南投站记（粳）集集站记（集）水里社站（里）埔里社站（社）葫芦墩站（葫）罩兰站记（罩）万里得站（万）／＼瑶湾站（瑶）埠南察站（蔡）北丝闽站（阉）台北总站（北总）台南总站（南总）
各署、营、局、所字号（原来46个，后增1个文报局）宪辕（抚）藩署（署）古澎道署（迢）台湾府署（南）台北府署归b）埠南厅署（埠）鹿港厅署（鹿）埔里社厅署（靖）基隆厅署（基）台湾县署（台）凤山县暑（风）嘉义县署（义）彰化县署（彰）恒春县暑（恒）淡水县署（淡）新竹县署（新）宜兰县署（宜）台湾镇署（镇）营务处（营）镇海中雾（中）镇海前军（首）镇海后军（后）栋字等营（栋）武粳右军（武）铭宇中军（铭）昌字等营（昌）．南字台勇（郊）定字等营（定）通商局（通）旗后矿务局（煤）磺务局（磺）樟脑局（脑）台南支应局（支）安平海关（安）旗后海关（旗）沪尾海关（沪）基隆海关（隆）郑统带营（隘）陈统带营（屯）台南盐局（南盐）台北盐局（北盐）善后局（善）税厘局（税）清赋局（赋）机器局（机）军械所（械）文报局（文）
以上是见诸台湾海关档案中台湾邮票所用之字号。今天在一些未贴用的台湾邮票上，见有“灯字”、“罗字”、“庙宇”、“齐字”、“鳞字”、“秦字”、“陈字”等均未列入此表，不知是何人物或部门之代号。此亦台湾早期邮票研究中的一个谜。近日翻阅《中国邮刊》，见吴乐园先生《早期台湾邮政资料研究》一文，顿然释疑。文中说，从实寄票看，还有“灯”字代表宪辕，“湾”字代表台湾府署，另增 “文”字代表文报局。吴文又指出：“未发行使用之第一式台湾邮票，日据台湾后，被船长 Caption R．A．Bines宾司所得，并予出售。但在出售时因空白无字号不为集邮者喜爱，乃异想天开，自行雕制木戳加盖，计有下列多种字号：天、地、元、黄、陈、郑、善、彰、秦、魏、齐、风等字号。其中善、凤二字号有编列使用，但真者字体较小。”吴乐园为台湾早期邮票研究权威，虽然文中没有指明出处，此说应可成立。
三、未发行的两种台湾邮票
清朝海关邮政曾以小龙邮票“叁分银”和“五分银”加盖中文 “台湾邮票”4字及斜印英文“FORMOSA’（福摩萨）两种，很明显，盖英文者拟给洋人使用，盖中文者拟为华人使用。这种邮票在英国印刷加盖（陈志川看法），运送不能及时，加上各邮站邮资计算不
便，未曾被刘铭传采用。
刘铭传也想把台湾邮票正规化，曾委托台湾淡水英国领事馆转由伦敦伯雷特伯里威金生公司雕刻凹版印制一种新邮票。中心图案上马下龙，左右两旁为中文“大清台湾邮政局”、“制钱贰拾文”，上下为英文“FORMOSA”和“CHINA”（中国、台湾），俗称“龙马票”。但遗憾此票从未在邮政上实用过（陈志川认为，可能清朝政府没有核准），却被加盖当做火车票使用了。
邮 资
根据《台湾邮政票章程》规定，邮资是按信件的重量和寄达地的远近来收取的，而远近则是以“姑”为计算单位。重量的计算单位也随信件寄达地的远近而有所不同。归纳起来，概述如下：
一、路程在一站以内，重量在一两以内的，如台北奇中场，邮费二十文，贴邮票一张。
二、路程超过一站的，其起重放宽为一两五钱。如台北奇台南重不逾一两五钱的信件，其路程为九站，故邮费为一百八十文，贴邮票九张。（这是章程上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每封信无论远近，均只贴一张邮票，由发出站总收费；见张敏生《重读台湾邮政总局告示》一文。
三、正站与傍站互寄，每站邮票一张，邮费三十文，续重则每五钱三十文。
四、如寄达地在本站以外的地方，如南，北、中内山一带，信件到达末站后，尚需接续递送，须另加力钱，每里十文。
邮费子交寄时由收寄站总收，并给寄件人收条，但邮票则不交与寄件人，而由站内办事人员粘贴。台湾的驿站改为邮站后，准许商民利用寄信银物件，并不致增加政府经费负担，最多只增加跑兵携带信件的数量，提高跑兵的运用效率，却增加了邮资收益，既革新又便民。复增财政收入，一举数得。据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发表的《递信志通信编》所载，“光绪十七年，邮政岁入五万五平两”，增加财政收入为数亦颇可观。
邮 戳
在台湾海关档案发现的文件中，有各邮站邮戳图式要求，均为正方形，4个字，要用篆文刻。除台北总站、台南总站大一些，其他各站略小（约1．2－1．6平方厘米），每戳均4个字。站名3个字的，后加“站”字，如“大里简站”，“顶双溪站”，站名只有两字的，大站的加“城站”两字，计有“宜兰城站”、“竹堑城站”、“嘉义城站”、 “台湾城站”、“凤山城站”、“恒春城站”6个。小站即加“站记”两字，如“大甲站记”、“枫港站记”等，各站名全称及简称已在上面邮站字号表中列出。现代邮戳，主要有两个要素，一为表明日期（时间），一为表明地点。上述站戳，只有地点，面日期是填写在邮票上的。只有盖在实寄的邮票上，才有完整意义。而我们从现存的一些实寄封看，后来的站戳，已经改成有日期、时间和站名的长方形戳，有的加植，有的未加植，而字体已全改为楷书。这对于过路邮站，记载何日何时到达本站，大为方便。
有一个封是光绪十四年四月自台北总站寄到澎湖站，实寄封上加盖的18个邮戳，使我们见识台湾邮站的各种邮戳。
该封于光绪十四年四月十八日，由台北寄澎湖，右上角贴用 “台湾邮票”2枚，上下各有一枚正方戳销票。此封封背原印并书写“头品项戴兵部诗郎福建台湾巡抚部院兼管海关学政一等男刘”公文递至“统领宏字全军澎湖吴镇”当堂开拆等字，明显可看出是由刘铭传寄给吴镇的军事公文。该封于四月十八日由台北官署发交邮政机构寄递，台北总站接收是四月十九日卯时，此后一路南下，经由桃园腰站、中级站、太湖口腰站、竹堑城站、后城站、吞霄腰站、大甲站、彰化城站、挖仔腰站、张熙后站、大埔腰站、嘉义城站、下茄冬腰站、茅港尾站，到达看西腰站是四月二十三日辰时，由此再渡海转递澎湖。总计此封路经十六站，销盖十八戳记。其中中场站及彰化城站各销二戳。“中场站记”及‘挖仔腰站”之框型正方戳销盖子邮票上下二边。“彰化城站”之方戳上有毛笔写的一段话，主要在说明“因为大甲溪水涨满，不能渡江，行舟延至二十一日戊刻到彰城站，随收随递，理合伸明”。在这十八个戳记中除了前述之“中流站记”、“挖仔腰站”、“彰县城站”外，另有“大埔腰站”、 “下茄冬腰站”及“看西腰站”等是框型正方戳，其余十二戳均是二直行文字戳，这些文字戳大都“年、月、日、时”空白，以便填写，只有。桃园”及“吞霄”两站将光绪十四年之“十四”两字刻在文字戳中。
此封寄出时日，距离刘铭传开办台湾现代邮政仅两个多月，是目前发现最早记录的台湾实寄封。同时由其封上之戳记，我们也不难看出当年公文寄递之快速和严密，是一个至珍至罕的实寄封。（此封原载台湾《邮史研究》第五期，君宏文）
吴乐园先生从日本重金购得之《台湾邮政总局告示》原件中，有对当年邮政组织与管理、收寄公文及商民信件收费贴票之规定。并可了解当时社会之诗般情况，为研究近代史之原始资料。
海关档案中之台湾邮政资料，与实际施行时已有部分修正，致内容有所不同，经与吴乐园先生之《台湾邮政总局告示》原件比对，《告示》修改和增加部分如下：
一、邮政章程八条及条目十二条，并为十六条。
二、填写择手“二月初十日”即在台北府城设局开办邮政事务。
三、原拟设之五十二站裁减为四十三站。
四、增加空白邮票（公用站票）分给署局营所，即以署局营所全名上择一字编立字号。
五、增加空白邮票（民用商票）应由局按邮站地各择一字编号。
六、增加腰站专为接送，不发给空白票。
根据我见到几种（告示）的印样，推吴乐园先生此份盖有“办理全台邮政总局关防”公章。
（2002年福建省集邮学术研讨会论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