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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22, 05:05 PM
作者：刘永春 转贴自：摘自《集邮》增刊第2期
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建于1878年7月24日，它是与牛庄(营口)海关试办邮政同时的另一个邮政代办机构。
华洋书信馆开办前夕，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与天津一家办理委托事务的大昌商行经理刘桂芳签约，由该公司负责北方及上梅5处通商口岸的邮递工作，并达成如下协议：
一、大昌商行在北京、牛庄、天津、烟台、上海开设邮务代理机构，定名为“华洋书信馆”。
二、华洋书信馆开办经费自行负担，不得向海关求助，办事人员亦须自雇，薪金自理。
三、邮费暂由该馆自行规定，邮费收入全部归该馆所有。
四、所有信件分袋包装，交由海关连同海关、书信馆邮件一起通过轮船或信差免费运送。
同时德璀琳派天津海关文案吴焕，在上海监督5处华洋书信馆的工作情况。
但是，德璀琳对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格外重视，在该馆成立前的1878年7月20日，致函牛庄海关税务司休士：
“……大昌商行已派俞到牛庄开设华洋书信馆，委任俞从事接收和分发中国邮件工作。
“目前我需请您为俞信差办下列各事；
“一、把那些标有中文‘俞’字的邮袋与海关邮件一起运到贵关邮政处发运。
“二、将海关迄今尚未分送的所有中国邮件交给俞分送。
“三、指示贵关邮政官员，随时将各轮船启程时间和终到地点通知俞的书信馆，使其能及时获悉。
“同时也请贵关邮政官员注意，应对要交给俞的信袋或由俞发送的信袋用中英文标明‘华洋书信馆’字样。井用英文标明海关、中国邮政业务和发往地点名称。”
1878年7月，吴焕派俞心斋持德璀琳写给体士的信函，前往牛庄(营口)开办华洋书信馆。俞心斋到任后，向牛庄(营口)海关税务司休士提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请悔关给予多方协助。但是休士对俞心斋的到来心中不悦，又由于华洋书信馆在经济业务等方面均属独立核算运营，所以休士没有给予什么帮助。
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只好租房设点办公。将书信馆设在牛庄(营口)海关西侧5华里、商业网点密集的繁华地段鱼市场大街的—家较大的“保安堂”药铺内(现为营口市西市区河滨里69号)挂牌营业。
开办之初，为了招揽生意，对外贴出公告：从1878年8月14日开始，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邮件均由牛庄(营口)晦关免赞运送。以示官方协办，安全快捷。
这时，经理俞心斋离职去了烟台，张蕴敏接任经理职务。先后雇用5名信差从事信件的收集、分拣、邮运、投递等工作。经营方式为走街串巷昼夜上门服务。邮资收取，采用寄信人预付及收件人支付等方法。商家平时使用登记册，年节时一次性结帐。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没有发行邮票，但有业务专用戳，均采用纳资盖章收费法，收取邮件邮资作为业务收入。
当时几处寄住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的邮资是：上海寄牛庄每封信200铜钱或18墨洋。烟台为150铜钱或14墨洋，汕头为300铜钱或27墨洋。
邮路在航运期由出入港的轮船运送，邮件交接有完备的手续。封冻期改由陆路骑差运递，每周一次。邮路设置与海关邮政陆路骑差一致，天津至山海关，牛庄(营口)至山海关，双方互换邮件各自返回。天津至牛庄(营口)全程15站，沿途设马棚28处，置马56匹；另备巡马10匹。邮件从天津至牛庄(营口)只用3天半时间。这一切均是为了同埠内3家较大的民信局在业务上层开激烈竞争。
但是，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同民信局的业务竞争，仅1年左右便告失利。原因是书信馆业务量小，收入少。当地老百姓有去民信局寄信的习惯，对华洋书信馆这一“新生事物”尚处于观察了解阶段。这时，大昌商行经理刘桂芳唯恐经营不利而撤出；吴焕因去南京为开办长江口岸书信馆进行诈骗，而被德璀琳于1879年9月开除出天津海关(后被北京海关录用)。
这时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更是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因在筹办之初，吴焕曾答应调拨经费；可是到了1879年6月，张蕴敏只收到160两银子。为了支付房租、舢板船租、办公用品、信差开资等等，不得不求亲告友，四处借款，为营业垫上700多两银子。到了年底，不得不先后3次向牛庄(营口)悔关税务司休士提出贷款。休士每次仅贷给50两关平银，计150两，勉强维持运转。
1880年1月17日，德璀琳见筹办华洋书信馆出师无名，各地书信馆均出现亏损情况，纷纷向海关贷款，便以华洋书信馆帐目混乱为由，单方撕毁同华洋书信馆的协议，使各书信馆处于自行运转的艰难状况。
1882年8月18日，牛庄(营口)海关税务司李华达(英国人)在致总税务司赫德的公文中提出：
“……我打算否认牛庄海关与书信馆的联系，发布解散这一机构的消息。并要求馆内职员，涂掉信袋及书信馆门前带有海关字样的汉字和英文字母，以便清除人们存在的它与诲关有联系的印象。”
赫德收到以上公文后，认为成立华洋书信馆过早，虽在邮政上积累了一点经验，但实践证明井非成功之举；各地的华洋书信馆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海关的形象，工作中给诲关带来诸多麻烦；更主要的是经济上亏损，无力排挤民信局，因此没有继续办下去的必要。于是赫德在1882年10月4日，下令关闭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
同年11月20日，赫德再次致牛庄(营口)海关税务司李华达文，并提出解决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问题的11点指示，命令李华达在牛庄(营口)诲关公事房前贴出布告，通知中国民众，华洋书信馆与海关没有任何业务联系，以示债主不要上海关讨债。
这时赫德又派吴焕亲自去牛庄(营口)处理华洋书信馆善后事宜，时间为两个月。宗旨是总税务司拒绝承认一切债务，无论是官方及私人债务均由吴焕自己解决。并指示牛庄(营口)海关李华达，在吴焕处理完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善后事宜后，立即上报于他，以便立即将吴焕从海关中除名。
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在经历了4年多的艰难运转后，终于在四面楚歌中宣布关闭
商埠书信馆与中国近代邮政
作者：张林侠 转贴自：摘自《集邮》增刊第2期
19世纪60年代，外国在华势力开始在我国的通商口岸设立商埠书信馆(邮局)。直至1897年清代国家邮政官局正式挂牌营业，各地的商埠书信馆才告歇业，其在中国的延续时间长达30年。
1840年，清代因禁烟运动导致的鸦片战争失败后，英国胁迫清政府，于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与列强签订的第1个不平等条约。
按《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同时“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中国的门户被英殖民主义者的战舰、大炮打开了，中国也就从此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由于清政府腐败，英国、俄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列强见势纷纷胁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依条约规定，清政府又接连开放了沿江、沿海、内地、边疆数十个城市作为“约开商坤”，允许列强在那里通商、居住、传教。中国的门户大开，外国人随即蜂拥而入。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9国不顾中国主权，强占中国土地，划分势力范围；设立租界，霸占港湾、要塞；建立各自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行政和法律机构。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九江、镇扛、杭州、苏州、沙市、福州、重庆等城市设立的租界即达30余个。在中国的领土上，出现了“国中之国”。
中国的门户开放后，已有的古老落后的官办官用的邮驿和民办民用的信局、批局，其通邮范围、邮递方式以及时效，已不适应当时中国通信的需要。一些列强国家的邮政部门以此为借口，不顾中国邮政主权，接连在我国一些城市设立各自的邮政机构——在华邮局，以及在华军邮组织，办理中外进出口邮件的收寄与邮递业务。长期以来，邮政与集邮界称外国在华邮局为“客邮”，此词具有半殖民地色彩和屈辱性，应该改正。
英、美、法3国，分别于1845年、1848年、1849年率先在上海划定了租界。1853年3国租界联合成立租界的管理机构——上海工部局。1863年，上海工部局按照西方近代邮政模式，率先建立“上海工部书信馆”，收奇中外邮件，并在1865年开始发行邮票，同时在其它商埠陆续设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由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由外国人自行经办的邮件收寄传输系统。
上海工部局经营书信馆，财政收入大增。其他商埠的外国势力看在眼里，垂涎三尺。1893年，汉口英租界工部局首先摆脱上海工部书信馆，成立了“汉口书信馆”。同年，烟台的德国侨民组织“商埠邮政委员会”，也开办了书信馆；重庆的英国轮船转运公司经理立特尔开办了”重庆信局”。1894年，九江英租界公务局开办“九江书信馆”；镇扛英租界工部局开办“镇扛书信馆”；芜湖的一位英国商人亦见势办起了邮局；宜昌的外侨委员会开办“宜昌书信馆”，厦门的英租界工部局开办“厦门工部邮政局”。1895年，福州的“外商公务委员会”开办书信馆。1896年，南京的外侨开办“金陵书信馆”。在3年多的时间里，又增加了10个商埠书信馆。
这11家商埠书信馆，都是在当地外国租界地势力、外商或外侨组织势力的主持下出现的，是清政府同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下的产物。这些书信馆，相互独立，互不隶属，自立邮章，自订邮资，各自发行邮票，相互间可互换邮件，出口邮件大都通过香港经转。
从历史角度观察，商埠书信馆的产生与发展，应该说对当时清代社会商民百姓的通信与信息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便捷作用。
各商埠书信馆成立之初，即一改我国民营信局的收费制度与方式，实行的是西方早已实行的近代邮政均一邮资”制、预付邮资的收费方式，他们非常重视邮票及邮资品的印售，这对他们来说是一项无法估量的财源。除上海工部书信馆1863年开办，迟至两年后的1865年才发售邮票外，其他书信馆大都在其开办之初即发售了本馆的邮票。
在邮资品的种类上，既有普通邮票、纪念邮票、公事邮票、欠资邮票，又有邮资明信片和邮资包封纸。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在有的书信馆即将停业时，还加盖丁一种“告别”邮票。
邮票主图的设计，无论其繁简，均较为谨慎。多采用中国的风情为图，如中国的龙，“吉”字，“富”字，清代的铜钱，龙舟赛，挑茶担的人，庐山，报恩塔，孔庙，黄鹤楼，玄武湖，梅港，地图等等。在照顾中国的民族情感上，的确下了一番功夫。
11个商埠书信馆，30多年来共发行邮票、加盖票、对剖加盖票86套530余种。这些邮票多在英国、德国、日本印制，少量在上海、九扛、厦门印制或加盖而成。
随着邮票的发行、集邮活动的出现，邮票商业亦随之产生。以发行形形色色的邮票来获取高额经济收入的意识，在各商埠书信馆显得尤为突出。这表现在：
改制邮票 1893年，上海工部书信馆将1890年发售的“双龙”2分、5分邮票中间打成一行齿孔，直剖一分为二，并分别加盖为1分、半分面值后出售，制造了新花样。
大量印制欠资邮票 在各地书信馆中，镇江、九江两地的书信馆已到疯狂程度。镇江书信馆于1894年至1895年共发售邮票8套54种，其中欠资邮票为5套31种，占邮票种数的50．75％；九江书信馆于1895年至1896年共发售邮票6套42种，其中欠资邮票为3套26种，占邮票种数的60．2％。其数量已超出常情。
肆意加盖邮票 1897年，清代国家邮政正式挂牌营业，各地商埠书信馆则陆续停业。汉口、芜湖书信馆为了乘机捞一把，在停业前将剩余邮票加盖上“P、P、C”字样后，加紧抛售。“P、P、C”是法文PourPrendre Conge的缩写，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告别”、“再见”。芜湖书信馆即在普通、欠资邮票上慌慌张张地加盖了30种，其目的就是要变着法儿把剩余邮票卖出去。
故意制造变体邮票 尤以镇江书信馆为甚，如加盖票，有的将全张票的上两行进行倒加盖；有的在全张票的下一行用红色加盖后，又用黑色重复加盖一遍。甚至出现全套的倒加盖票。邮学家、著名邮商陈复样曾著文称：“镇江之错印票，故意为之者，较芜湖尤多耶”，“而种种错误之加盖，无不应有尽有”。其种类多，数量也大，臭名远扬。
这些书信馆，发售邮票固有作为邮资凭证的需要，这个事实是要肯定的。但更多的是借发邮票敛钱，导致滥印邮票，以致肆无忌惮地制造形形色色的错变体票，这个事实也是肯定的。美国人马士在其(大清帝国的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那些书信馆无所事事，仅以发行邮票，供应给西洋爱好收集邮票的收藏家，藉此图利，维持开支。”1897年，英国集邮家与邮商联合成立的“防止投机邮票会”(Society for The Suppiession of Speculative Stamps)发表文章，公开指责商埠书信馆邮票为投机票，纯粹为了敛钱。
此后，英、美、德、法只将上海工部书信馆的邮票编人世界邮票目录，对其他商埠邮票一概不承认。在这些商埠邮票发行之时，中国的集邮活动尚未兴起，邮票大量的被在华的外国人购买，带往国外；遭到抵制后，便又大量抛出，价格大跌，问津者少，几成废纸。这种态势，也一直影响了中国集邮者对商埠邮票的收集研究活动，使对商埠邮票的收集研究较有成就者，寥若晨星。
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商埠书信馆，均属私人性质，既未向中国地方政府注册，亦不受中国地方政府管辖。
1878年，中国海关试办邮政时，原只有上海工部书信馆及该馆在其他商埠口岸设立的代理处；至1893年起汉口等10处商埠又陆续自行设立书信馆，结束了上海工部书信馆在当地的代理关系。这些书信馆与外国在华邮局、与中国海关试办的近代邮政形成竞争之势，甚至传言上海工部书信馆有抢在中国邮政之先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举动。
但自中国海关试办近代邮政以来，日渐得到官民的认同。在清政府洋务派官员的游说下，在诲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竭力筹划下，光绪皇帝于1896年批准了南洋大臣张之洞关于创办国家邮政的奏折。1897年邮政官局正式挂牌营业。国家邮政与各轮船公司签约，轮船公司只运载邮政官局的邮袋，拒载各书信馆的邮件，书信馆的对外邮路被断绝，至此外国人在华经营的商埠书信馆才被迫陆续歇业。只剩下上海工部书信馆继续负隅，最后该馆被收编为上海邮政官局的内地股，只限其就地收寄外文信件和新闻纸，但须贴邮政官局的邮票，并负责投递外埠寄达本地的邮件。
商埠书信馆，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由在华外国人自主开办的一种通信机构。它的出现，扩大了当时中国的通信渠道，适应了当时中外通信的需要，为兴办清代国家邮政起到了一种催化作用。
商埠书信馆，是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列强诸国对华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下的产物，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象征。它不受中国邮政的管辖，不属中国邮政正史范畴。
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建于1878年7月24日，它是与牛庄(营口)海关试办邮政同时的另一个邮政代办机构。
华洋书信馆开办前夕，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与天津一家办理委托事务的大昌商行经理刘桂芳签约，由该公司负责北方及上梅5处通商口岸的邮递工作，并达成如下协议：
一、大昌商行在北京、牛庄、天津、烟台、上海开设邮务代理机构，定名为“华洋书信馆”。
二、华洋书信馆开办经费自行负担，不得向海关求助，办事人员亦须自雇，薪金自理。
三、邮费暂由该馆自行规定，邮费收入全部归该馆所有。
四、所有信件分袋包装，交由海关连同海关、书信馆邮件一起通过轮船或信差免费运送。
同时德璀琳派天津海关文案吴焕，在上海监督5处华洋书信馆的工作情况。
但是，德璀琳对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格外重视，在该馆成立前的1878年7月20日，致函牛庄海关税务司休士：
“……大昌商行已派俞到牛庄开设华洋书信馆，委任俞从事接收和分发中国邮件工作。
“目前我需请您为俞信差办下列各事；
“一、把那些标有中文‘俞’字的邮袋与海关邮件一起运到贵关邮政处发运。
“二、将海关迄今尚未分送的所有中国邮件交给俞分送。
“三、指示贵关邮政官员，随时将各轮船启程时间和终到地点通知俞的书信馆，使其能及时获悉。
“同时也请贵关邮政官员注意，应对要交给俞的信袋或由俞发送的信袋用中英文标明‘华洋书信馆’字样。井用英文标明海关、中国邮政业务和发往地点名称。”
1878年7月，吴焕派俞心斋持德璀琳写给体士的信函，前往牛庄(营口)开办华洋书信馆。俞心斋到任后，向牛庄(营口)海关税务司休士提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请悔关给予多方协助。但是休士对俞心斋的到来心中不悦，又由于华洋书信馆在经济业务等方面均属独立核算运营，所以休士没有给予什么帮助。
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只好租房设点办公。将书信馆设在牛庄(营口)海关西侧5华里、商业网点密集的繁华地段鱼市场大街的—家较大的“保安堂”药铺内(现为营口市西市区河滨里69号)挂牌营业。
开办之初，为了招揽生意，对外贴出公告：从1878年8月14日开始，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邮件均由牛庄(营口)晦关免赞运送。以示官方协办，安全快捷。
这时，经理俞心斋离职去了烟台，张蕴敏接任经理职务。先后雇用5名信差从事信件的收集、分拣、邮运、投递等工作。经营方式为走街串巷昼夜上门服务。邮资收取，采用寄信人预付及收件人支付等方法。商家平时使用登记册，年节时一次性结帐。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没有发行邮票，但有业务专用戳，均采用纳资盖章收费法，收取邮件邮资作为业务收入。
当时几处寄住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的邮资是：上海寄牛庄每封信200铜钱或18墨洋。烟台为150铜钱或14墨洋，汕头为300铜钱或27墨洋。
邮路在航运期由出入港的轮船运送，邮件交接有完备的手续。封冻期改由陆路骑差运递，每周一次。邮路设置与海关邮政陆路骑差一致，天津至山海关，牛庄(营口)至山海关，双方互换邮件各自返回。天津至牛庄(营口)全程15站，沿途设马棚28处，置马56匹；另备巡马10匹。邮件从天津至牛庄(营口)只用3天半时间。这一切均是为了同埠内3家较大的民信局在业务上层开激烈竞争。
但是，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同民信局的业务竞争，仅1年左右便告失利。原因是书信馆业务量小，收入少。当地老百姓有去民信局寄信的习惯，对华洋书信馆这一“新生事物”尚处于观察了解阶段。这时，大昌商行经理刘桂芳唯恐经营不利而撤出；吴焕因去南京为开办长江口岸书信馆进行诈骗，而被德璀琳于1879年9月开除出天津海关(后被北京海关录用)。
这时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更是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因在筹办之初，吴焕曾答应调拨经费；可是到了1879年6月，张蕴敏只收到160两银子。为了支付房租、舢板船租、办公用品、信差开资等等，不得不求亲告友，四处借款，为营业垫上700多两银子。到了年底，不得不先后3次向牛庄(营口)悔关税务司休士提出贷款。休士每次仅贷给50两关平银，计150两，勉强维持运转。
1880年1月17日，德璀琳见筹办华洋书信馆出师无名，各地书信馆均出现亏损情况，纷纷向海关贷款，便以华洋书信馆帐目混乱为由，单方撕毁同华洋书信馆的协议，使各书信馆处于自行运转的艰难状况。
1882年8月18日，牛庄(营口)海关税务司李华达(英国人)在致总税务司赫德的公文中提出：
“……我打算否认牛庄海关与书信馆的联系，发布解散这一机构的消息。并要求馆内职员，涂掉信袋及书信馆门前带有海关字样的汉字和英文字母，以便清除人们存在的它与诲关有联系的印象。”
赫德收到以上公文后，认为成立华洋书信馆过早，虽在邮政上积累了一点经验，但实践证明井非成功之举；各地的华洋书信馆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海关的形象，工作中给诲关带来诸多麻烦；更主要的是经济上亏损，无力排挤民信局，因此没有继续办下去的必要。于是赫德在1882年10月4日，下令关闭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
同年11月20日，赫德再次致牛庄(营口)海关税务司李华达文，并提出解决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问题的11点指示，命令李华达在牛庄(营口)诲关公事房前贴出布告，通知中国民众，华洋书信馆与海关没有任何业务联系，以示债主不要上海关讨债。
这时赫德又派吴焕亲自去牛庄(营口)处理华洋书信馆善后事宜，时间为两个月。宗旨是总税务司拒绝承认一切债务，无论是官方及私人债务均由吴焕自己解决。并指示牛庄(营口)海关李华达，在吴焕处理完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善后事宜后，立即上报于他，以便立即将吴焕从海关中除名。
牛庄(营口)华洋书信馆在经历了4年多的艰难运转后，终于在四面楚歌中宣布关闭
商埠书信馆与中国近代邮政
作者：张林侠 转贴自：摘自《集邮》增刊第2期
19世纪60年代，外国在华势力开始在我国的通商口岸设立商埠书信馆(邮局)。直至1897年清代国家邮政官局正式挂牌营业，各地的商埠书信馆才告歇业，其在中国的延续时间长达30年。
1840年，清代因禁烟运动导致的鸦片战争失败后，英国胁迫清政府，于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与列强签订的第1个不平等条约。
按《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同时“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中国的门户被英殖民主义者的战舰、大炮打开了，中国也就从此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由于清政府腐败，英国、俄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列强见势纷纷胁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依条约规定，清政府又接连开放了沿江、沿海、内地、边疆数十个城市作为“约开商坤”，允许列强在那里通商、居住、传教。中国的门户大开，外国人随即蜂拥而入。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9国不顾中国主权，强占中国土地，划分势力范围；设立租界，霸占港湾、要塞；建立各自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行政和法律机构。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九江、镇扛、杭州、苏州、沙市、福州、重庆等城市设立的租界即达30余个。在中国的领土上，出现了“国中之国”。
中国的门户开放后，已有的古老落后的官办官用的邮驿和民办民用的信局、批局，其通邮范围、邮递方式以及时效，已不适应当时中国通信的需要。一些列强国家的邮政部门以此为借口，不顾中国邮政主权，接连在我国一些城市设立各自的邮政机构——在华邮局，以及在华军邮组织，办理中外进出口邮件的收寄与邮递业务。长期以来，邮政与集邮界称外国在华邮局为“客邮”，此词具有半殖民地色彩和屈辱性，应该改正。
英、美、法3国，分别于1845年、1848年、1849年率先在上海划定了租界。1853年3国租界联合成立租界的管理机构——上海工部局。1863年，上海工部局按照西方近代邮政模式，率先建立“上海工部书信馆”，收奇中外邮件，并在1865年开始发行邮票，同时在其它商埠陆续设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由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由外国人自行经办的邮件收寄传输系统。
上海工部局经营书信馆，财政收入大增。其他商埠的外国势力看在眼里，垂涎三尺。1893年，汉口英租界工部局首先摆脱上海工部书信馆，成立了“汉口书信馆”。同年，烟台的德国侨民组织“商埠邮政委员会”，也开办了书信馆；重庆的英国轮船转运公司经理立特尔开办了”重庆信局”。1894年，九江英租界公务局开办“九江书信馆”；镇扛英租界工部局开办“镇扛书信馆”；芜湖的一位英国商人亦见势办起了邮局；宜昌的外侨委员会开办“宜昌书信馆”，厦门的英租界工部局开办“厦门工部邮政局”。1895年，福州的“外商公务委员会”开办书信馆。1896年，南京的外侨开办“金陵书信馆”。在3年多的时间里，又增加了10个商埠书信馆。
这11家商埠书信馆，都是在当地外国租界地势力、外商或外侨组织势力的主持下出现的，是清政府同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下的产物。这些书信馆，相互独立，互不隶属，自立邮章，自订邮资，各自发行邮票，相互间可互换邮件，出口邮件大都通过香港经转。
从历史角度观察，商埠书信馆的产生与发展，应该说对当时清代社会商民百姓的通信与信息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便捷作用。
各商埠书信馆成立之初，即一改我国民营信局的收费制度与方式，实行的是西方早已实行的近代邮政均一邮资”制、预付邮资的收费方式，他们非常重视邮票及邮资品的印售，这对他们来说是一项无法估量的财源。除上海工部书信馆1863年开办，迟至两年后的1865年才发售邮票外，其他书信馆大都在其开办之初即发售了本馆的邮票。
在邮资品的种类上，既有普通邮票、纪念邮票、公事邮票、欠资邮票，又有邮资明信片和邮资包封纸。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在有的书信馆即将停业时，还加盖丁一种“告别”邮票。
邮票主图的设计，无论其繁简，均较为谨慎。多采用中国的风情为图，如中国的龙，“吉”字，“富”字，清代的铜钱，龙舟赛，挑茶担的人，庐山，报恩塔，孔庙，黄鹤楼，玄武湖，梅港，地图等等。在照顾中国的民族情感上，的确下了一番功夫。
11个商埠书信馆，30多年来共发行邮票、加盖票、对剖加盖票86套530余种。这些邮票多在英国、德国、日本印制，少量在上海、九扛、厦门印制或加盖而成。
随着邮票的发行、集邮活动的出现，邮票商业亦随之产生。以发行形形色色的邮票来获取高额经济收入的意识，在各商埠书信馆显得尤为突出。这表现在：
改制邮票 1893年，上海工部书信馆将1890年发售的“双龙”2分、5分邮票中间打成一行齿孔，直剖一分为二，并分别加盖为1分、半分面值后出售，制造了新花样。
大量印制欠资邮票 在各地书信馆中，镇江、九江两地的书信馆已到疯狂程度。镇江书信馆于1894年至1895年共发售邮票8套54种，其中欠资邮票为5套31种，占邮票种数的50．75％；九江书信馆于1895年至1896年共发售邮票6套42种，其中欠资邮票为3套26种，占邮票种数的60．2％。其数量已超出常情。
肆意加盖邮票 1897年，清代国家邮政正式挂牌营业，各地商埠书信馆则陆续停业。汉口、芜湖书信馆为了乘机捞一把，在停业前将剩余邮票加盖上“P、P、C”字样后，加紧抛售。“P、P、C”是法文PourPrendre Conge的缩写，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告别”、“再见”。芜湖书信馆即在普通、欠资邮票上慌慌张张地加盖了30种，其目的就是要变着法儿把剩余邮票卖出去。
故意制造变体邮票 尤以镇江书信馆为甚，如加盖票，有的将全张票的上两行进行倒加盖；有的在全张票的下一行用红色加盖后，又用黑色重复加盖一遍。甚至出现全套的倒加盖票。邮学家、著名邮商陈复样曾著文称：“镇江之错印票，故意为之者，较芜湖尤多耶”，“而种种错误之加盖，无不应有尽有”。其种类多，数量也大，臭名远扬。
这些书信馆，发售邮票固有作为邮资凭证的需要，这个事实是要肯定的。但更多的是借发邮票敛钱，导致滥印邮票，以致肆无忌惮地制造形形色色的错变体票，这个事实也是肯定的。美国人马士在其(大清帝国的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那些书信馆无所事事，仅以发行邮票，供应给西洋爱好收集邮票的收藏家，藉此图利，维持开支。”1897年，英国集邮家与邮商联合成立的“防止投机邮票会”(Society for The Suppiession of Speculative Stamps)发表文章，公开指责商埠书信馆邮票为投机票，纯粹为了敛钱。
此后，英、美、德、法只将上海工部书信馆的邮票编人世界邮票目录，对其他商埠邮票一概不承认。在这些商埠邮票发行之时，中国的集邮活动尚未兴起，邮票大量的被在华的外国人购买，带往国外；遭到抵制后，便又大量抛出，价格大跌，问津者少，几成废纸。这种态势，也一直影响了中国集邮者对商埠邮票的收集研究活动，使对商埠邮票的收集研究较有成就者，寥若晨星。
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商埠书信馆，均属私人性质，既未向中国地方政府注册，亦不受中国地方政府管辖。
1878年，中国海关试办邮政时，原只有上海工部书信馆及该馆在其他商埠口岸设立的代理处；至1893年起汉口等10处商埠又陆续自行设立书信馆，结束了上海工部书信馆在当地的代理关系。这些书信馆与外国在华邮局、与中国海关试办的近代邮政形成竞争之势，甚至传言上海工部书信馆有抢在中国邮政之先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举动。
但自中国海关试办近代邮政以来，日渐得到官民的认同。在清政府洋务派官员的游说下，在诲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竭力筹划下，光绪皇帝于1896年批准了南洋大臣张之洞关于创办国家邮政的奏折。1897年邮政官局正式挂牌营业。国家邮政与各轮船公司签约，轮船公司只运载邮政官局的邮袋，拒载各书信馆的邮件，书信馆的对外邮路被断绝，至此外国人在华经营的商埠书信馆才被迫陆续歇业。只剩下上海工部书信馆继续负隅，最后该馆被收编为上海邮政官局的内地股，只限其就地收寄外文信件和新闻纸，但须贴邮政官局的邮票，并负责投递外埠寄达本地的邮件。
商埠书信馆，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由在华外国人自主开办的一种通信机构。它的出现，扩大了当时中国的通信渠道，适应了当时中外通信的需要，为兴办清代国家邮政起到了一种催化作用。
商埠书信馆，是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列强诸国对华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下的产物，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象征。它不受中国邮政的管辖，不属中国邮政正史范畴。